《什么是科学》读后感
《什么是科学》的作者吴国盛，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哲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他曾说国人对科学的3大误解：第一个误解是科、技不分。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往往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是科技；当问什么是科技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常常是什么是技术。第二个误解是对科学赋予过强的功利色彩。比如救国救民、治国安邦。第三个误解是过分强调字面的“分科”意思。我们常常说，科学乃分科之学。这三种误解从何而来？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的因素。二是国人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的时候，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不是从根本上学起。
书中深入介绍了西方科学的起源与发展，既讨论了科学是什么，也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最适合中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如果没有，我们要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果有，那为什么现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呢？作者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与自由精神和基督教文化紧密相关的特殊现象。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仍然能从博物学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就好比比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比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比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比萨更好吃，但你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比萨。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细读本书，主要以下几点收获：
一、对希腊理性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黑格尔说：“熟知不是真知”。你可知道“科学”一词并非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它实际上来自日本人对英文Science的翻译，这个译名没有切中Science一词的本义，仅反映出西方科学“分科”的时代特征。从辞源上考辩，西方科学有2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血缘秩序成为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大量的非血缘关系在被比拟成血缘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消除或解决的办法是儒家的人文形式——“礼”。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血缘纽带被淡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的人文形式是希腊人的“科学”。
中国人历来强调用以致用，把知识当成实现他者的手段和工具，严重妨碍了我们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这点不好理解，因为“自由”也是个地道的日译词汇，需要放在西方的语境下去理解）。而这里的知识是确定性知识、内在性知识，不是一般的经验知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追求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是希腊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本质在于寻求确定性，而知识、科学的本质就在于确定性。“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希腊人的科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希腊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和实用的目的；二是希腊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
希腊理性科学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了“自然”的观念。老子的《道德经》中的“自然”，是两个并列的字，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自然”两字并列，意思是“自己如此”。把一切存在者的集合统一命名为“自然”，赋予它们统一的“自然”性质，这的确是希腊人的独创。
因此说，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理。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解。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二、刷新了基督教与现代科学之间关系的认知
作者指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我们要纠正对基督教的偏见和误解，即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即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只有前五百年算得上是黑暗的，大多数时候，基督教会奉行的政策是“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归雅典”。
希腊科学在拜占庭帝国被抑制，到了天主教统治的欧洲促成了中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学术复兴。这场学术复兴成功实现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为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础。
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大学。在此需要强调一下西方大学与中国的不同：欧洲大学自诞生起，就是一个自治机构，并且在欧洲中世纪教权和王权并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为欧洲第三大政治势力。今天中国采用的罩袍式学位服就是从中世纪一直传下来的，它的原型是教士服。当时，大学提供基督教世界普适的学问标准，以讲授自由之艺为基础，以自由辩论为主要教学方式。自由的探索是大学的法定特权，大学因此成为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
而观念基础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为基督教教义提供理性论证和支持，用理性的方式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证，它是高度理性化了的神学，通过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希腊理性精神被基督世界所继承。在经院哲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另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这就是唯名论革命。唯名论极度强调上帝的全能和意志自由。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意志，不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因此有“上帝不可能创造共相，因为共相将限制他的全能”一说。这就构成了欧洲思想的一个巨大困境，解决方案即现代性运动。
什么是现代性？至少有三个原则是公认的：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人取代神成为万物中心；第二，征服自然原则。通过运用理性和科学，以及基于现代科学的现代技术，征服和控制自然力，为人类谋利益；第三，社会契约原则。人类的个体是自由且平等的，社会只能由个体主义的个人根据社会契约进行组建。
三、对数理实验科学和博物学有了重新的审视
如果说希腊（求真）科学是理性科学，那么现代科学（求力）就是数理实验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人与自然的相对地位的改变。现代科学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纯粹科学，而是一开始就包含着实际运用的内在可能性。实验方法和大量使用数学是现代科学的重大特色。实验科学的本质是控制论科学，目标是控制自然。自然数学化运动是科学革命的一条主线，自然界逐渐被看成是一架数学的机器，通过数学的方式揭示自然的秘密，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方法论。一门科学使用数学的程度表明了这么学科科学化的程度。
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你有知识，你就是自由的，你没有知识，你就是不自由的。而基督教的自由是说意志自由，所谓意志，是人的一种自主的选择能力。所谓意志自由就是，你本可以不做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我要×××（怎么怎么）”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希腊时代，认识到理念的逻辑就是实现了自由，而现在，实现自己的意志才是实现了自由。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怀疑”这件事是不能再怀疑了，而这个怀疑的动作就是“我思”。从“我思”的不可置疑可以解析出“我（在）”的不可置疑。这就是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希腊学术都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对话”。他强调，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自然，而科学知识就来源于对自然的干预和拷问。培根所说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观察，不是坐在一边静默旁观，而是把事物抓起来，放到人为环境下，按照人的意志和目的，反复拷问。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
博物学（自然志）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着眼于对个别事物的具体描述，不追究事物背后的原因。整个西方博物学都是如下两个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个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一个是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的传统。前一传统是文人传统，后一传统或出自纯粹的知识兴趣，或出自医学上的实用诉求。进化论是西方博物学传统孕育出的最伟大的科学理论。
在博物学作为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较弱，但有强大的史志传统。例如，中国古代所有的数学典籍都是某种“算题志”。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中国传统天文学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其观测和记录，即博物学部分。中国古代自然现象记录的五大特点：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广阔、内容多样、相关性综合性强。这五大特点恰当地说明了中国自然知识的博物学特征，以及中国博物学的优长之处。
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今天，我们追问和思考“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有三方面重要意义。首先，驱使我们发展科学的仍然是富国强兵、民族振兴这样的功利主义动机，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远远没有被充分激活。其次，盛行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当下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本质和来源缺乏基本的反思。最后，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事关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复兴大业。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这正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