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传》读书笔记
几点比较印象深刻的点：
1，图个啥？
他71岁入狱，从监狱出来（假释）开始二次创业74岁，从橙子种下去到挂过需要三五年时间；
褚时健二次创业的地方——褚橙基地，离褚时健的家200公里+，还要走上一段山路，全程要3个小时；
既然是创业就需要钱，褚时健合法收入+家里以前的储蓄等有300万，但租地1500亩要800万，虽说以他的声望借钱不成问题，但毕竟是负债经营；
上辈子的功绩已经书写了历史，到了这个年纪还不愿意躺平，这也是让人反思的地方吧。
2，从小做事情要动脑子，不用蛮力。
“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
3，从小看大，三岁看老——看的是什么？
一个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很重要，小时候的经历，无论好坏，都会给以后的人生带来很大影响。
4，习惯站在对方立场考虑得失利弊。生活是不能靠信仰和口号长久下去。
1950年到1951年的征粮工作对新成立的政府和云南当地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除了当时进入云南的解放大军超过10万人要吃饭，新政府还要承担国民党起义部队及原边纵队的成员、过境云南到西藏的部队的粮草供给。第一任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给出了一个数字：10亿斤公粮。
对于有田地的老百姓而言，这次征粮是一次额外的征收，因为这一年度已经给国民党政府交过一次粮了，新政府要征收，对他们而言就是多交一次。而且战乱时期，田地收入本来就不佳。
“跟农民商量事情，或者跟其他什么人商量，把双方利益摆平，话就好说了。你的征粮任务重要，他的肚子也重要。做事做实事，说话说实话，大家都信任你。哪个服你的强迫？一杆枪顶上去逼人家听话，白天听你的话，晚上他就暴动了。事情做公平了，利益平衡了，他心里舒服，你喊他暴动他也不暴动。”
做企业，种种难处都有。但是人是这样，当你进入某一种境界，再难的事你都觉得很平常了。我在烟厂只有一个追求，就是把生产搞好，把利润和产量搞上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少，又想把产量搞上去，就搞两个大班开工，两个大班很辛苦，但我发现还是不出活儿。利益没和个人挂钩我看还是不行。慢慢地，我把计件的方法又加进去，按单箱算工人工资，250条烟一箱，一箱多少工资。这样下来，工人干12个小时他都不辛苦，个个抢着做事。结果我们的收入比好多工厂都高，悬殊还大。
5、当好领导，一定要懂业务
“管理员工，自己的业务要强，不然人家给你考试，三回两回你被考倒了，就不好管理了。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
6、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啥？
他们省的烟草本来也算不差的，准备振兴烟草，把三个主力烟厂合并在一起，但我听他们介绍情况就知道不行。三个厂加起来90多个处长，都争着要房子要车。我这里9个处长都没有，但我有两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就贡献64亿给政府做财政收入，他们一个省的财政收入也才63亿。在我看来这就是制度造成的，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奖惩制度，人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不管拆成多少个模块，细化多少个动作，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管理有很多个目标，但最核心的是不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7、这个小故事挺有启发（背景是褚时健刚刚调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
当时玉溪卷烟厂12名领导，两派对立的架势确实让他很头疼，而且还听以前的同事说，在烟厂有一些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因为回城、待遇等，也是不好办的问题。褚时健为此找了地委书记胡良恕：“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胡良恕说：“讲。”褚时健说：“我是一个外派的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胡良恕一口答应，随后召开地委工作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中。这一决议的执行为褚时健走马上任扫清了一大障碍。1979年12月，胡良恕调离，新任的地委书记李孟北与褚时健打过交道，彼此了解，同样按照决议不遗余力地给了他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