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读书笔记
桑德尔的第二本书。这本书的评价仍然不高（7.8），我认为是读者迫切的想要知道解决办法。但一个当代的人是很难给这么大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完美的解决答案的，读者预期过高。意识到有问题，已经是极少数人的成就了。
精英主义，优绩制度，meritocracy，这个词看我读书笔记的人应该不陌生。在刘擎教授给出的序中，他说，“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度进行了批判，主要针对于以下方面。第一，优绩制度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的20倍，现在是360倍。
简单描述一下优绩制：优绩制的丑闻由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可以“买”/捐来被曝光，由此引出对几十年来优绩制度的反思。越有钱的人让孩子受到的教育越好，其中包括各类的贵族运动，乐器，各种靓丽光彩的活动，强大的SAT辅导老师，毕业之后强大的人际关系等等；而底层阶级想要实现阶级提升，太难了。打个比方，所谓的教育“公平”确实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爬到树梢的梯子，但是每个人梯子上的横梁间隔相差太远。
桑德尔对优绩制度的反驳主要针对于以下四方面：
1.精英阶层的问题。
上面提到了对于那些很容易就进入名牌大学的人，那些以合法的身份被录取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并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大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因为虽然被知名大学录取反映了他们的全身心投入和勤奋努力，但并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呢？那些并非完全由他们造就的天赋和才能呢？在培养和奖励他们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中生活的好运呢？随着优绩至上原则的强化，奋斗如此吸引我们，以至于这种亏欠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公正的优绩至上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富人拥有特权，也会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功的。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这对是公民情感的腐蚀。因为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优绩至上原则的暴政就来自（或者至少部分来自）上述这份冲动。如今的世俗优绩至上体系正在以呼应早期天赐神授的方式为成功披上道德的外衣，尽管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这些。
2.底层阶级的困扰。
优绩制告诉我们：如果精英阶层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底层阶级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优绩至上的逻辑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对于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级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优绩至上论的暴政不仅仅来自阶层跃升的话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态度和环境，这些态度和环境加在一起，让优绩至上变得“有毒”。首先，在不平等现象猖獗和流动性停滞的情况下，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以及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这些说法削弱了团结，并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士气低落。其次，坚持认为大学文凭是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造成了文凭主义偏见，损害了工作的尊严，贬低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最后，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这是技术官僚的自负，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可以说，优绩制度的暴行进一步加剧了民粹主义在今天的流行，加速了全球的分裂。为特朗普投票的人70%中没有获得过大学学历。底层阶级难以实现跃迁甚至生活上的向好，才把希望寄托于特朗普身上。
3.欧美领导阶层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说，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政府职务，这更值得欢迎，而不是令人遗憾。当然，我们需要高素质的工程师建造桥梁，需要训练有素的医生给我们做外科手术。因此，为什么不寻找上过最好大学的人来担任民选代表呢？难道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不比那些资历不那么显赫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健全的公共政策和合理的政治话语吗？
不，不一定。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下美国国会和欧洲各国议会中政治话语的危险状态就知道并不是这样。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最近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来自于各行各业，来自于各个阶层，真真切切的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想。
4.对工作价值的诋毁
优绩制度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可能是他市场价值之外的东西。最简单的例子，一位医生，一名教师的责任和一个基金经理的社会价值谁更大一些呢？可能你心里会有一个答案，或者说没法比较。既然没法比较，那么基金经理的薪资为何会比教师或者老师高出那么多呢？这就回到了桑德尔的另外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价值缺乏道德的衡量。我国劳动人口众多，但制造业的劳工人口仍然紧俏，这和社会的主流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密不可分。
总结：自由主义强调分配正义，是想要平衡一股脑儿追求GDP最大化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源于相信，公正的社会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繁荣水平，而且致力于寻求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在赢家补偿输家的情况下，那些预计能够增加GDP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协定，或者鼓励企业把工作外包给低收入国家的政策）才能得到辩护。例如，可以对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公司和个人所获得的利润增益征税，以加强社会的保障体系，并为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或职业再培训。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做法为美国和欧洲主流中左翼（以及一些中右翼）政党提供了新的思路：他们希望拥抱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日益繁荣，并用获得的收益弥补国内工人因此遭受的损失。然而，这一方案从未真正得到实施。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但赢家并没有补偿输家。相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有增无减。几乎所有经济增长产生的收益都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没有看到改善，甚至在扣税后依然如此。至于该计划中提及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也被搁置一旁，部分是由于金钱在政治中日益增长的权力，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对民主机构的“寡头俘获”。
全球化方案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却很少考虑到外包、移民和金融化对生产者福祉的影响。主持全球化的精英阶层不仅未能解决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也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对工作尊严的损害，这就是优绩制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