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卷一读后感
《水经注》总共四十卷，首先用五卷的篇幅写黄河，足见黄河分量之重。
然而遗憾的是，开头第一卷，从现今所知的事实来看，是错误的。第一，沿袭传说的河出昆仑、黄河重源、黄河潜流，判断错误；第二，大量引用僧人佛教行记，延伸到印度河、恒河流域，属于跑题失误。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郦道元。公元六世纪的北魏时期，河流考察并没有纳入国家计划，郦道元仅凭一己之力，条件简陋受限，无法实地查看黄河上源，只能根据古籍的相关记载，在纸面上推测、取舍。而那些古籍，像《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之类，正如郦道元所说，“皆埋缊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在这种情况下，能理出头绪已经很不错了，确实难以走出重重迷雾。
虽然是错误的，但不等于没有价值。相反，可以说歪打正着，颇有认识价值。
第一，河出昆仑、黄河重源，这一说法源远流长，如果不知道，就无法读懂一些古书；而经过郦注的梳理，可以简捷知晓。
第二，郦道元当时看到的一些书，后来佚失了，因此郦注所征引的，就是辑佚的重要参考，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等类书均从中受益。例如东汉桓谭《新论》大约佚失于唐末五代，郦道元那时尚能读到，引用《新论》所记汉大司马史张戎（字仲功）的话“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这是有关黄河泥沙含量的最早记载（参见《束水攻沙的先驱》），宋《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即据此而辑佚。
第三，古籍即便现今仍存，但流传过程中有版本、文字差异，郦道元当时所见所记，可为校勘今本提供参考。例如《穆天子传》卷二，有一段文字“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葬”，末句空缺一字；郦注引作“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是神话传说中的雷神，语意通顺，由此可证今本空缺之字是“丰”。再如东晋高僧法显，赴天竺取经求法，撰《法显传》（又名《佛国记》），现今犹存，是研究中外早期佛教交流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文本讹误较多。今本《法显传》写到迦维罗卫城（在今尼泊尔南部边境，南邻今印度北方邦），行文顺序是先说太子（即释迦牟尼）与弟弟难陀等人扑象之事，后说太子出生王园；但郦道元引文则反之——两相比较，当是先叙出生，再叙长大后扑象，似是郦本正确，今本《法显传》或有错简颠倒。历史地理学家章巽先生撰《〈法显传〉校注》，即多处引证郦注。
第四，以《法显传》为主，郦注又征引前秦僧人道安《西域志》、三国吴康泰《扶南记》、竺芝（生平不详）《扶南记》、晋代大月氏僧人支僧载《外国事》、南朝宋齐时僧人竺法维《佛国记》、十六国时期僧人佛图调《佛图调传》等佛教行记（除《法显传》外，余书皆佚），读这些记载，相当于读释迦牟尼传或佛教故事，对于了解佛教有很大的帮助。其佛教典故、地理知识，对于阅读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等都具有参考价值。
说实话，我是以极大的耐性，历时一个半月，才仔细读完《水经注》第一卷。也就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忽然明白了，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为什么要单独挑出这一卷，作《〈水经注〉卷一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