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
【璀璨夺目的女性形象】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大分裂时代，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民生上最凋敝，黄巾之乱、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侯景之乱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然而却是文学上最活跃，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古诗十九首》、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游仙诗、抒情小赋，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郦道元《水经注》、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刘义庆《世说新语》……史学上空前繁荣，史书极其繁富，有“三多”之特色即修史作者多、史书数量多、史书种类多，亦是史学自觉的时代，荀勖《中经新簿》标志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类，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彰显断代史撰述的高潮……“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宗白华《美学散步》）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之后又一个大纷争大分裂时期，却也是春秋战国——我国哲学、思想、文化上的轴心时代、第一个大繁荣时代之后又一个哲学、思想、文化上兴盛繁荣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玄远之学”即玄学兴起，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视作经典，从两汉烦琐的经学解放出来，并逐步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魏晋思想主流。
魏晋南北朝之际朝代更迭频仍，当权者、统治者无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信徒，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已屡见不鲜，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奸雄曹操以谤讪[bàng shàn]朝廷、不孝言论、败伦乱俗、大逆不道等罪名杀孔融（孔融乃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以不孝杀之，足见用心狠辣阴毒，杀人又诛心）；司马昭对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借其友吕安之案，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杀之……世人尊奉笃行的儒家礼教成了权谋者剪除异己之杀人利器，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暗黑时代再现世间，“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很多人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魏晋士人开始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戴建业《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觉与觉醒，这种理想人格就是“魏晋风流”，风流即一种人格美，真风流表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外在表现可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世说新语》正是“魏晋风流”最形象最生动的记录、剪影，当之无愧是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最显著的特色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再现了魏晋名士冲破日益繁文缛节、虚伪苍白的儒家礼教，玄虚清谈，颖悟旷达，真率通朗，高洁明雅，“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体现了一种人的觉醒，从内陆世界到外在世界对自在自主、审美美感的醒悟、追求、痴狂，在醉酒服药之间，在醉境梦境之间，云冈、龙门佛家造像与已成绝响的广陵散之间，不乏日神阿波罗精神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交织交战，塑造了真风流的魏晋名士群像，展现了魏晋时代独树一帜的风采特色。而书中（包括刘注）女性形象独具特色、性格各异、神采飞扬，尤为引人注目。
整体而言，魏晋时期纲常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桎梏虽不及后世宋元明清时“存天理，灭人欲”“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极端，但俨然是男尊女卑的男权中心主义社会，其对女性的要求是三从四德、温良贞顺等。“而《世说新语》却能够以宽容、欣赏、赞许之心，详尽细致描述和刻画魏晋女性的美貌与德行、智慧与见识、抗争与叛逆、深情与厚爱，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留下了性格鲜明、令人钦佩和深受喜爱的女性群像。人或称《世说》为“奇书”，得此愈为奇且极为珍贵难得。
这与刘义庆及其门客选编撰录该书时开阔的视野、明达的心胸以及高雅的修为等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挣脱日渐虚伪乃至违反人性的礼教桎梏、追求越名教而自然的自主自在和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风流风度，即玄学兴起并极大冲击儒学名教纲常的社会思潮大变迁、思想大解放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其妇女庄栉[zhì]织纴[rèn]，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xǐ]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昏，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同样，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篇》也有记载：“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 [dǎn]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施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玮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 [qiān]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干宝、葛洪俨然是以男性中心视角、道学家眼光来审视、批判魏晋女性怠于日常劳作、疏于女工家务，有违勤勉贞顺之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魏晋女性虽居于男权社会、强调三从四德，却有着某种程度的打破常规，“时而昏，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着更多的行动自主权，出行游乐更多选择与自由，“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足见魏晋贵族女性获得了更为宽松自主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环境，从而拥有了彰显自我、舒张性情的舞台。
我通读了两遍《世说新语》，又择其重点略读了一遍，将其中女子故事收集整理，大致总结了六大类型：
一是惊为天人的靓丽型，如李势之妹。
二是远见卓识的智慧型，如颇具远见的陈婴之母、汉成帝时自明心迹的班婕妤、诫女守拙的赵母、捉裾论德又作粥待夫又戒子避祸的许允之妻、“咏柳才”谢道蕴、识度相友的山涛妻韩氏、以才择婿的王浑之妻锺琰、刚介有才气的贾充前妻李婉、甚为高明的李重之女、故送新衣的桓冲之妻王女宗、眼耳神明的王羲之之妻郗璿、诫外孙卞范之的韩伯之母。
三是德行楷模的道德型，如请缨出塞的王昭君、詈斥魏文的卞后、深明忠孝的王经母、有令姿淑德的王湛之妻、为门户计屈节为妾的李络秀、截发供客又封鲊[zhǎ ]诫子的陶侃之母湛氏、斥责桓温父子的韩伯母殷氏。
四是叛逆自我的抗争型，如语见机锋的诸葛诞之女、诫夫恐伤盛德的谢安之妻刘夫人、吐槽夫家琅琊王氏的谢道韫、韩寿偷香之女主角贾充之女贾午。
五是情钟我辈的深情型，如情急救夫家的庾宣之妻桓女幼、死宁同穴的郗超未亡人周马头、玉台镜女主角温峤之妻、卿卿我我的王戎之妻、改嫁情深的诸葛文彪、真爽直率的王浑之妻锺琰。
六是酷妒嗜杀的凶悍型，如聚敛无厌的王衍之妻、凶悍泼妇的王衍之妻郭氏、“酷妒”杀乳母的贾充之妻郭槐。
【靓丽型代表亦视死如归的李势之妹】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箸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第19门《贤媛》21则）
《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妒记》曰：“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第19门《贤媛》21则刘孝标注引）
敦煌本《残类书》第二种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女为妾，甚有宠，私置之后斋。公主初不知，既闻，领数十婢将棒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姿貌绝丽，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下地结发，敛手而言曰：‘国破家亡，父母屠□，偷存旦暮，无心以生。今日若能见杀，实惬本怀。’主乃掷刀杖，泣而前抱之曰：‘我见汝尚怜爱，心神凄怆，何况贼种老奴耶！’因厚礼相遇。”（第19门《贤媛》21则余嘉锡笺疏）
关于李势之妹美艳动人的故事，敦煌本《残类书》大抵是《世说新语•贤媛》《妒记》相关内容的叠加与扩充，叙事详细丰实，无论李势之妹的容颜举止，还是东晋明帝之女、桓温之妻南康长公主举动言行更丰富，情感表现更细腻，语言更生动，形象更立体。文字增加了，细节增添了，文学性增强了，可作文学鉴赏。
故事应该发生在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温伐蜀胜利之后不久，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梁诸军事的统帅桓温，其势力正在腾腾上升，是权力显赫的朝政话事人，打个喷嚏，朝廷都要抖三抖，且正值三十五岁的盛年，虽嫡妻是南康长公主，却也是宠妾成群。其携平蜀之余威，将战利品之一十六国之成汉末代皇帝李势之妹霸占为妾。南康长公主贵为天子之女却不能独享宠爱，早已妒火中烧，而桓温斋后藏娇，无疑火上浇油。然而，面对东晋门阀中最具权势与声望、朝政之柱石的“四大家族”王、谢、桓、庾之谯国桓氏，时值朝廷倚重，气盖朝野，权势煊赫，即使天潢贵胄、金枝玉叶的公主也无可奈何，而只能迁怒于另一弱女子，挥刀（《残类书》记“数十婢将棒”）相向。这就从正确滑向了错误的道路，诚如鲁迅《华盖集·杂感》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弱者向更弱者挥刀，人性之悲哀。这是叙事的第一层波澜，公主仗其皇室之威、凭其正妻之位，携众婢拔白刃以临弱女子，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正值李势之妹在梳头，《妒记》加了一个细节即“在窗梳头”，明确了方位，也许通过窗户提早看到来势汹汹的公主及众多奴婢，心中明白来者不善。公主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发委藉地，肤色玉曜”。瀑布般秀发直泻而下，覆盖地面，而根据《晋书·帝纪三》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天生异相，“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可见发长委地即使对于女性至少是罕见的异相，非常人所有的富贵之相，故可知对公主的视觉冲击力可见一斑。皮肤洁白温润如玉，闪耀出珠玉般的光芒（蜀地气候温暖潮湿，蜀女从古至今美白玉润，信然），使人联想到《庄子·内篇·逍遥游》中“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的藐姑射仙人。《妒记》又加了一个形容“姿貌端丽”，《残类书》则为“姿貌绝丽”，无论“端丽”还是“绝丽”，光是从后世文人墨客的笔端可以想象到李女之靓丽美艳，大抵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亦不为过；更可想见公主亲眼目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出现的唯美的令人窒息画面和惊为天人的美丽是怎样的心醉沉迷，“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大概是彼时之心里所想，它足以令人忘怀产生于现实中的得失之念和愤怨之情，倾倒在美的化身之下。这是叙事的第二层波澜，欲来的山雨、压城的黑云遭遇惊世骇俗之美、华夏三千年难一遇之美女均烟消云散。
再看李女之言谈以及如何应对这危局。细细咂摸“徐曰”二字，其在白刃之下不为动容，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镇定与从容，足见其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或许被掳之日已暗下必死之决心。《残类书》中“徐下地结发，敛手而言”有画蛇添足之感。新添一词“敛手”，义为缩手，表示不敢妄动；又义为拱手，表示态度恭敬，无论取那种解释，李女缩手缩脚、毕恭毕敬之窘态丑相暴露无遗，这与其后大义凛然的言辞大相径庭，可见是后世文人之枉改。《妒记》中“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就不只是画蛇添足了。“神色闲正”有故作镇定之感，在刻意地装；以“辞甚凄惋”替换了“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一段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的义正词严，且定义为甚为凄惋之辞，颇有故作楚楚可怜博得同情甚至摇尾乞怜之感，生生把高洁改成了卑下。“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不承想当国破家亡、寄人篱下的李女看似妩媚柔弱的外表之下高昂不屈的节概和坚韧刚强的灵魂以及宁死不向强暴低头的视死如归之气概。面对此情此景，如何不叫人心生敬畏，感佩不已。于是，杀气、盛气而来的公主“惭而退”。而《妒记》有着声情并茂的描述：“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阿子”一称呼颇为达情传神，余嘉锡笺疏：“‘阿子’乃晋人呼儿女之词。盖公主怜爱李势妹，以儿女子畜之，呼为‘阿子’者，亲之也”，贵贱之差转化为长幼之别，公主怜爱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残类书》的描述更是前者的升级版，“掷刀前抱”改为“掷刀杖，泣而前抱”，加了个“泣”字，写出了公主感动羞愧之情态，侧面烘托出李女一番有理有节之言辞的客观效果。由“怜”而“怜爱”，又加“心神凄怆”，表情达意更加丰富且有层次感；“遂善之”改写成“因厚礼相遇”，足见公主悔过之诚意。公主发自内心的动情自白：“我见汝尚怜爱，心神凄怆，何况贼种老奴耶！”俨然宣布：“美丽就是最高的价值和最充分的理由，谁也没有权力毁灭它。”此则故事可当小说看，制止祸事发生的竟是引发祸事的缘由：李女之含有天生异相的美貌以及不卑不亢的从容；而《妒记》《残类书》的改写扩写更加小说化甚至戏剧化，一番言辞竟将势同水火的情敌视为儿女后辈并心生怜爱之情。这是叙事的第三层波澜。虽不能指其必不可能，甚为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但它所散布的唯美主义气息，却是时代的真实。
这是一个美在觉醒的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在苏醒舒展，诚如宗白华宗老所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人人爱美逐美审美，美的力量不可抵抗。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第14门《容止》4则）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guī]若玉山之将崩。”（第14门《容止》5则）
《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第14门《容止》5则刘孝标注引）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第14门《容止》7则）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第14门《容止》26则）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第14门《容止》30则）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第14门《容止》39则）
《容止》一门39则，篇篇美容止、好神情，就是一篇篇美的赞歌。在这个“世说新语时代”（宗白华），人们欣赏、沉醉、痴迷于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人物的容貌、举止、器识、人体与精神之美。“一方面是通过外在的可见的容貌举止，来研究人体本身，并把人当作天地生存的小自然，进一步发现和探索人体之美；另一方面，又是由外而内，由有形转向无形的世界，来形象地揭示和展现魏晋士人那超凡脱俗的品格风度及精神气质。”所以，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不仅仅是李女惊为天人的靓丽容颜，而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苏洵《权书·心术》）之镇静从容和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自白心迹与内心世界。因此，魏晋士人激赏人的容貌举止，不仅涉及人体的外貌形式之美，更重要的是展现魏晋时代的精神风度、精神高洁的内陆世界。
这既是小说美学，也是精神美学和生命美学，具有超越时代穿越历史的价值。这大概是从《世说》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不乏注解者、评点者（《世说新语会评》一书收录有唐迄今刘知几、刘应登、刘辰翁等五十余家评点文字），不断被解读、诠释，奉为经典的原因，更是我们今天一再重读它研读它的缘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吴晓东说：“一个国度，有着大家一致认同的经典，每一代人一直在阅读”“这样的国度，就会让他的国民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凭借对经典的阅读而获得心安”。在这个无真相、无共识、充满不确定性的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经济下行、内卷至极，疫情、限行、静默，高温、限电，旱灾、山火……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追问现实与历史的真实，找寻个体生命的依托和“心安之地”，从打开《世说》这样的经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