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法国激起了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和矛盾,他身上同时具有左右两种色彩。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个人特质而言,我更为欣赏丘吉尔和拿破仑的结合体。前者文史一流,后者数理一流。但是拥有共同的军事专业精英背景。他们俩的结合体,可以说完美体现了我对某一种精英人才的想象。真正的现代化的文武双全的精英阶层。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完美的领袖的话,那么我认为就应该是丘吉尔和拿破仑的结合体。
我喜欢看这一类文字,关于这些伟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和教育偏好。戴高乐和丘吉尔一样,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我现在给儿子买了一些骑士兵人,他现在也很喜欢玩。戴高乐17岁的时候就会给他父亲写长信,这是我很欣赏的技能。我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培养起写日记的习惯,以及能够写作长文的能力。而写信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输出长文章,就意味着要求大量的输入,及足够的思考反省和信息加工。一个人完全可以拥有幼稚和错误的思想观念,但是他必须要有能力把它经过思考反刍的思想观念,通过长篇文字输出。正确的思想观念,一定要有一个经过长期思考和加工的过程。而长文章的训练,就是对这种思想加工过程的训练。
法国人在20世纪初的这段历史的思想动荡,非常有意思。德雷福斯是法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法国犹太军人,当时他被误判为法国的叛徒,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巨大撕裂。支持德雷福斯的,可以认为是法国的普世价值派,反对德雷福斯的,可以认为是法国的保守民族主义者。当时这些法国普世价值派,非常类似于中国这几十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但是由于当时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危机,面对德国这样的仇敌,国内的思潮也出现了巨大变化,很多原来支持普世价值派的年轻人,转变为右翼民族主义者,非常类似于中国这十年的思潮变化。当然,今天中国仍然有非常强大的普世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美国和西方阵营对中国的露骨的遏制,揭开了普世价值虚伪面纱,确实导致了大量原先自由派的年轻人在思想上出现了转化。法国有一个共和普世派的小说家,思想出现了重大转变,居然写出了《举起武器》这样的鼓吹年轻人拒绝和平主义加入军队的故事。然后他自己确实也加入了军队,死于一战。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这么激烈的转变。但是在产业竞争中,确实已经有了这种现象。原先可能是外国车和外国品牌的支持者,开始成为坚定的国货支持者。
阅读牛人的传记,你获得的见识,往往会超出原本的预期。这段文字讲述了影响戴高乐的一种思想,也就是把法国看成一个对人类社会中担负神秘使命的天命大国。这种定位能够调和法国历史上的激烈的左右矛盾。当然,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思潮,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中非常独特的文明,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伟大的贡献。这一段文字又似曾相识,又能在中国当代史中看到类似的现象。法国的共和派长期被这些普世抽象价值灌输,失去了对本国土地和祖先的认同感而失去了能量。因此,他们要重新建立起与民族祖先联系,让精英阶层建立起强有力的民族意识。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当代面对GC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普世价值的抽象灌输,也有失去凝聚力和行动力的危机。于是官方和民间的知识阶层,都开始了寻根之旅,尽管依然坚持政治正确。
戴高乐自认为还受到两个一流哲学家的影响,一个是布特鲁的偶然性,另一个是伯格森的行动哲学。看来戴高乐确实有类似于教员的一面。戴高乐从小就喜欢文学和诗歌,他的大脑天性可能就是偏向于这一类哲学。这两名哲学家,都反对纯粹的理智和实证主义。就像教员对GC主义的相信,其实更接近于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一种科学实证的相信。有了信仰,坚决行动。你像卡尔·波普尔大力鼓吹批判理性主义,确实看起来非常科学,非常理性,它的经典代表作《猜想与反驳》,确实代表着人类认识论的高峰,但问题是你没能当下改变世界啊。而教员作为革命家,他要立马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容不得像卡尔波普尔那样在那里慢悠悠的猜想和反驳。所以他要有一种宗教信仰般的热情,去坚决的行动,凭着直觉和生命力。就像戴高乐崇拜的这个哲学家柏格森的思想。从这一点上,戴高乐和教员有着类似的行动哲学。他们俩也确实都是文学诗歌的爱好者。戴高乐在贝当投降成立维西法国的时候,作为当时政府的高级军官,立即果断决定跳到当时一个英国官员的飞机上,跑到英国去组织反抗军,这个决策过程非常冒险。这种机会非常罕见,容不得在那里仔细的猜想和反驳,必须具有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行动的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