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裹着大唐贞观之治的余威,天宝年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盛世光华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霓裳羽衣、胡旋舞”的奢华雍容也在唐诗中频频出镜,使我们对于唐朝的强盛,对于长安梦幻般的繁华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向往。读了马伯庸先生的新作《长安的荔枝》,我内心里的这种梦幻、这种仰望、这种向往似乎稍稍有了一点酸涩的滋味,感觉盛世荣光下的潇潇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迟。
李善德是一个理科男,也是一个本份敬业的中央级事业单位上林署的普通科员。他没有远大的理想,也没有崇高的目标,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也不关心职场的潜规则。只想着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用心作好本职工作,凭本事挣钱吃饭,保障家人安定幸福的生活。然而,因为一次请假外出,被深谙官场江湖的同事恶搞,缺席推选为荔枝使,承担起神圣而光荣、但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陷入绝望之际,好友杜甫一句“既然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的激励,重新树立了信心,满血复活地开启了彪史之旅。
一贯思维缜密,做事严谨的理科男李善德投入了枯橾、严谨而紧张的堪查路线,运载试验等前期准备工作。对于他来说,困难不算什么、来自于各方面有形无形的阳谋阴谋也不算什么,因为李善德从来没有兴趣去揣测人心,他一门心思只在做好事情,完成任务、卸下担子后及早回归平静的生活。然而,滚滚红尘、囂嚣世事岂是李善德这等九品科员所能左右的,商人谋利、官员邀功、侍者媚主这样的追逐不会因事情本身而有些许改变。在“程序是弱者才遵守的规则”的官场江湖中,一众如宦官高力士、鱼朝恩、西域商人苏谅、大唐卫国公杨国忠、岭南经略使何履光、招福寺典座等一众在小人物眼里神一样的强者或隐或现、各显神通,李善德手里的皇钦圣命就是他们弄权谋利的机会,被他们轻车熟路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谋利的得利、邀功的得势、媚主的得宠,极大欢喜三呼万岁、我主圣明。而视职责如命,殚精竭虑、九死一生的李善德,因为经历而知道、因为追寻道理而开罪权贵,至其“生死与否,皆操于那些神仙,自己可是没有半点掌握,直如柳絮浮萍。” 最后匍匐于皇城根的李善德在见识过皇恩浩荡、天子威仪后便在各方势力的博弈、妥协下被追责问罪,长流岭南。
盛世繁华下掩藏的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政治悖论,看似严谨完善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法则在权贵面前一文不值。钦命的荔枝使手里朝廷衙门的所有文书牒牍抵不过显赫权贵的一个名号,正如杨国忠在招福寺里告诉李善德的那样“你拿了我的牌子,还要按照流程发牒,岂不坏了本相的名声?”。仅仅因为跪着和卫国公说了几句话,招福寺便免去了李善德200贯的房贷;一个名牌居然可以调动六部署司的正职主事、五个经略使所属的各路人马,一个九品小吏依规行事处处碰壁,却凭着一块不在任何官方文件规则里的牌子就畅通无阻,权势的力量如此地巨大,在它面前,什么流程规章、商业规则、官员职守统统成了灯影里的桌子——虚设;更加神奇的是凭着这一块牌子,完成如此艰巨庞大的工程,朝廷不但没有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结余了两万余贯,“圣人吃了无价的荔枝,还赚了钱”。李善德想不明白,可有人想得明白、而且做得顺溜。
“一个因从岭南运荔枝而犯事的官员,居然被判处长流岭南。”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因果循环、福祸轮回。半年后安史兵乱、天子出逃、长安渡劫,而李善德却在岭南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叩石垦壤,”陶然自乐的生活,我也不敢说是轮回还是“走了狗屎运呢”!
一颗子弹瞬间穿越,由于其小而且快,我们无法用肉眼发现并注视它,更无法阻止它或凭人力改变它的方向,但子弹撕裂空气的声音和曾经来过的痕迹不应该被忽略。大唐盛世的喧嚣淹没了一颗荔枝的哭泣,最终迎来了安史之乱的鼓角争鸣云乱飞、山河破碎风飘絮,这颗哭过的荔枝像极了击穿盛世的子弹,这就是我读过这部小说后的真实感慨。
马伯庸先生是一位大才子,他在《文后说明》里详细许说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和经过以及基本素材的来源和出处,从这里我看到的是先生海量的阅读和丰厚的知识储备以及恣意的联想,更加地心生敬佩。他在大学时期读的是企业管理类的专业,能从一句人人熟知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牵源如此庞大曲折的故事,将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常识巧妙连接起来,将读者成功地带入到一个有真实又虚幻的世界之中,在煞有介事的叙述中俘获读者的意识。其中古地理构架和物流计算、具有鲜明的企业管理特点的逻辑推理和立足于实践的风格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靓丽特色。
先生者,老师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学高为师”,韩愈说“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马伯庸是1980年生人,比我年轻得多,这并不妨碍我称其为“先生”。对于大师的作品,我虽经多次温读也只能了其皮毛,所谓感想,不过牙牙学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