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后感
无聊时候写写字，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诉说，你如果要说我是没什么骨气的战士，那我也无可奈何。你要是批评我矫情吧，那我也接受了。表达不了什么宏观的东西，不了解许多大事情与伟大的概念。被小情绪打扰的时候，喜欢絮絮叨叨。不嫌弃烦的话，可以读读《一生负气，成今日》这篇文章，这便是我。
读扎米亚金的小说，让我觉得晦涩。这不是译者的原因，如同止庵指出的，“他笔下那样关乎政治”。和《纸牌屋》、《权力的游戏》这样的政治题材作品不同，扎米亚金不是在写权力斗争。即使前者是很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和《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完全可以将之贬低评价为是政府高官美国版的《甄嬛传》了。立意高下显分，但也难免曲高和寡，让人读来不免望而生畏。
数字本是一种思维工具，依据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数学体现真正的真理，是追求秩序的。“数”作为一种工具，是应该为人服务的，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具有效率。小说中的一体国，和现实中曾出现过的纳粹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使用“数”造福人类的反例。
这里所说的反例，指的是效力被工具化、旨在服务于实现一种集权目的。在纳粹集中营，列表成为了生命政治的管理技术：处于集中营中的“囚犯”的身体上被刻下数字、按人头进行编号。以序数作为形式的列表在此成为了辅佐人口治理的政治策略，而它的效力则在于一种将人类生命递减、抽象为清单上的数字的威力，一种使人作为主体去人性化，并如同机器般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策略。
这种通过文学想像创造情景进行的探讨，其实是契合着两位马克思（斯）的学术路径和传统的。某些学术流派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维护社会规范的强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论到社会中的反对派即是动摇社会规范的恶人。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国家和法律有其具体的承载者，而这些承载者并不总是严格遵照社会的公意行事、甚至时常它们行使支配地位的目的就是巩固其支配地位本身，另一方面它们又会不断或主动、或无意地将人异化，使人们淡忘人民的国家，而相信国家的人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两位忧心忡忡的社会学之父都对这种谎谬提出了警告：前者抨击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人的异化，而后者则担忧追求效率和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把人们关进铁笼。
为此，自由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追求专制的体制来说。这在《我们》这部小说里，被称之为“熵”。但是诚如同为社会学奠基人的韦伯与马克思所关心的人类“解放”问题——在韦伯，是对被理性化所吞噬的人类最后的“尊严”的拯救；在马克思，则关乎被资本家无情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每个人都被精准划分为社会庞大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无数个披星戴月的日子里，总有人不免要追问自我价值或者提出质疑，进而演进为反抗。
有人指出在卡夫卡笔下行政系统的理性、程序与机械性中孕育着荒诞的爱欲。是韦伯指出的行政系统中的官僚特征（合目的的理性、祛魅、严格遵守程序与行政指令）及其所进行的批判为卡夫卡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与活动场域，而他的写作本身则是从行政装置内部对其进行瓦解。这一判断或许也适合于扎米亚金，为此不妨把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言的：卡夫卡写作“遵循文学的律法”。这一“律法”指的是一种通过重组日常生活经验来发挥官僚式爱欲作为主导的、具侵略性的势力，以颠覆行政系统自身律法的结构性力量。它具有审美性和创造潜能。这一评价也照搬给扎米亚金。只不过，在同样的写作冲动下，二人有着不同的文学创思和构想，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精彩，并给予世人以警醒。
我不得不承认，扎米亚金这本小说是极其复杂的，至少给我的阅读体验是这样的。在写这篇读后感时，即使已经细致阅读了两遍，我也没有留下什么对篇章的印象。这不像我平常读消遣类的文学作品，或者听口头文学的相声那样轻松，它们总能在我读过或听过一遍之后，就迅速让我能产生复述式的表达，让我可以给别人去剧透，讲解内容是什么。可是对于《我们》，我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我前面写下的文字看似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也模模糊糊指向了作者通过写作想要引起的人们的思考，但我依然是不敢确定我完全读到了作者表达的一切和他最为关心的宏旨。
不过，这却不妨碍我讨论这部作品，毕竟的，《我们》确实引发了我一些思考和表达欲望，不然我也不会抽下时间来写一些文字。
人们幻想的时候，多是为了享受一些轻快的东西，逃离现实，而不是进入艰深的思考。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沉溺毒品、性爱等等各种消遣之中。毕竟，不满意现实却还要接受现实毒打的话，最便宜的安慰品就是，接受社会现实不可改变，但是却说服自己在其中正享受着乐趣和成功。这样的手段，是经常被人应用的，不过应用多了自然也没有好效果，马云在青年人群体里终于翻车，说着996福报论的，这让很多人除了调侃马爸爸包养我吧之外，也终于不再视其为人生导师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有关社会层面的东西和个人哲学层面是不应该混淆的。我拒绝所谓996福报论，不代表我懒惰。相反的，我可能比很多坚信996福报论的人还会花费更多时间在我从事的工作上，这并不是因为我被洗脑，而是在忙有所值的过程中，我构建了自己的行为意义，这些源自我的独立思考和诉求。在资本收割韭菜的大背景下，我觉得劝别人努力和安慰自己不要努力，都是很可怕的。当然这是题外话，对此我曾把和朋友们聊天中对于社会压榨的吐槽和思考结合起来写成了一篇文章《有些日子就是如此糟糕，一头扎进坏消息的海洋，就能获得拯救》。
回来继续说这部小说诱起的我的某些思考，书中提到了“泰勒工作”。这让我不得不感叹作者的先见之明，即使科技还没有发展到一体国那样可以建造宇宙飞船的地步，现代社会中人确实明显地越来越像机器了，大数据似乎早已经为每个人量身定做好了人生。这在最新第三季的科幻剧《西部世界》中就有些体现。人变得如同计算机一样，被一串的程序指令告诉应该做什么，然后朝着预测好的结果发展。
我不知道这样的所谓“理性”是有多少人赞同的，至少我是很厌恶的。我猜着，人很多时候是拒绝理性的，要不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所以D-503（在一体国的世界里，数字的应用极为彻底，人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才要杀了U，再去找I-330。
但我，文中的D-503，最后还是接受了一体国的当权者发明的一种医疗手术，切除了“具有破坏性的想象力”。《一体国报》宣布，这是“我们通往幸福的最后一道障碍”，用三道X光切除引发想象力的脑桥部门的一个瘤，疾病就可以永不复发。而接受了手术的我，确实就恢复了健康。所以才在个人札记的最后写到“我希望我们胜利在望，不仅如此——我肯定我们胜利在望，因为理性必须获胜。”
和我不同的是，I-330则被带到了瓦斯钟下，因为造福者想要作为叛乱者的1-330供出事实，所以“他们开始把钟里的空气抽干，她把头向后仰，眼睛半张半闭，嘴唇紧闭着——让我想起了什么。她注视着我，用力抓紧椅子扶手——一直到她的眼睛闭上为止。之后她被拖了出去，用电击让她恢复了意识，再一次被带到瓦斯钟下。前后一共重复了三次——可是她仍旧是一声不吭。”
这样的结局安排，不免让人有个比较悲观的判断，同时想起网上很火的李子柒，那个呈现了一种中国古典田园牧歌的理想生活方式的人背后依然要依靠高度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公号运营和视频制作，也就让我认同了这样的一个判断：现代人追求小确幸是在一种大不确幸下——大不确幸是钢铁牢笼，小确幸是玻璃房。现代人面对“钢铁牢笼”是从还是不从？大部分是从了——认怂。但认怂之后心还活着，还有一些希望、挣扎，以及小小的自我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