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在于交织在热烈论争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他最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霍尔考察的是我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创造并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即一系列隐藏的价值—在文化中被创造和复制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产意义的客体和体验。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电视、音乐、广播、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和报纸。霍尔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学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对流行文化有所体验。”
“他应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在貌似中立的媒体、话语、国家一类的结构里,在诸如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中,甚至在那些看似离经叛道、不愿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动间,都存在着各种已经设定好的意义和偏见。媒体在努力劝服人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偏见。
霍尔认为,他们不仅要提出一种正确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树立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即所谓的‘另一种’。身份总是根据它不是什么来创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和他们相比不是英国人。
这些配对使得其中的第二部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后者,成了多余的、剩下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这些‘他者’是被标记出来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记号的。霍米·巴巴(Homi Bhaba)曾写道,隐藏所有‘我们’和‘我’这些主张中核心的不确定性的遗忘过程已经完成了。
米拉的猜想
安格斯·班克罗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