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的巅峰》读书笔记
第三章 自由主义帝国的理念——“文明使命”
贸易自由和移民自治标志着自由主义理念在帝国政策上的胜利，亚当·斯密于18世纪70年代构建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经历了几代英国人的思想启蒙和实践努力之后，终于在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如同自由主义理论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的“显学”，自由主义政治主张成为两党政治家争相标榜的立场一样，在与旧传统的碰撞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帝国观，也与英国人珍视的各种信条一起，融合成新的帝国理念。遍布全球的帝国领土为英国人提供了移民垦殖、传教布道、贸易经商的无限机会，充满自信的英国人奔走于世界各地，要将英国的思想与制度、技术与文明以及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全世界。这些东西和自由贸易原则一起，在自由帝国的时代，被强化和描述成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责任与使命——“文明的使命”，从而为殖民扩张提供了道德的合法性。
一、人道主义运动与奴隶制的废除
19世纪最初30年里，奴隶制问题成为英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它在英国社会各阶层引起的广泛关注，甚至压倒了同时期加拿大等移民殖民地的问题。关于奴隶贸易的终止，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是：人道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经济学的冷静分析，自始至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启蒙作用，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和英国向世界级强国的迈进，则是终止奴隶贸易的物质力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反奴隶贸易运动的胜利，并为1833年整个英帝国境内奴隶制度的彻底废除开辟了道路。
1833年5月，殖民大臣斯坦利勋爵向下院提出了完全废除帝国所有殖民地奴隶制的决议案，议会经过短暂辩论，没有作多少修正便通过并颁布了“奴隶制废除法令”（Abolition of Slavery Act）。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令，是1832年议会改革后辉格党政府颁布的第一个重要法令，它和同年议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垄断权的决定一起，被称为“两个伟大的解放法令”，构成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前走向自由贸易的重要步骤。
这两个法令对于英帝国历史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停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不仅使英国商人和船主得以自由进入似乎有着无限广阔前景的中国市场，同时还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在历经“1784年印度法案”、失去对印度贸易垄断权（1813）之后，权利再次受到限制，说明其地位急剧下降。它预示着公司统治帝国东方殖民地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而帝国的殖民方针与政策也将出现重大的改变。废除奴隶制法令在帝国史上产生的影响，也要比它看上去的大得多。受法令直接影响的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和开普殖民地，其中西印度的种植园经济在黑人奴隶获得解放后受冲击最大，劳动力和资金的严重缺乏，使其经济迅速衰败。尽管西印度的产品仍然享受着旧殖民制度下在英国市场的关税优惠，但自由劳动力开始严重匮乏，再加上资金的短缺和外国产品的竞争，种植园经济难逃继续萧条衰败的命运。1854年，英国宣布终止对殖民地蔗糖的保护关税，给了惨淡经营中的西印度蔗糖业最后一击。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明：奴隶制经济与19世纪的世界潮流，与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选择都是背道而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印度本身在帝国内实际经济地位的下降，决定了它的必然衰落。
二、传教士与帝国扩张
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扩展，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要求改善奴隶境遇的呼吁，已经是人心所向。威尔伯福斯1787年成立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主要构成只是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派的成员，而1823年伦敦成立的“反奴隶制协会”，立即成为全国许多类似团体的领导者，在英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这不仅因为废奴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更因为协会的领导者大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它的主席是威廉四世国王的表兄，它的副主席则包括了5名贵族和14名议会议员。时隔20多年，社会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反奴隶制协会”的基本宗旨并不是立即废除奴隶制，而是以渐进方式改善奴隶的生存状态，为最终的废除作准备，但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废奴运动的长足进展。整个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除了政论小册子和议会中的辩论，在唤起社会各阶层民众方面，英国各宗教团体特别是非国教教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基督教各教派传教组织纷纷建立的时期，例如，浸礼派传教协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2年，伦敦传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苏格兰传教协会（Scottis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6年，教会传教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9年，英国与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于1804年，卫理公会传教协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813年。这些宗教传教团体从建立之初，就站在威尔伯福斯领导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一边，以后又积极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大声疾呼，因而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功不可没。各类宗教团体和传教组织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英帝国扩张中更是冲锋陷阵。
传教士为什么能在英帝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记？为什么能对影响帝国政策的社会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表现在一代一代的传教士和教徒“几乎像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足迹遍布非洲、亚洲以及西印度，渴望着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帝国占有、征服的每一块地方，而且表现在英国国内的民众对海外传教活动的支持与资助上。因此，传教士在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始终受到国内教徒的热切关注，英国的每一处教堂对传教协会在帝国属地的传教活动提供捐助，来自国外传教士的信件和各种讯息在教会的每一个布道坛上宣读，形成了一个以教会和教堂为中心的社会舆论阵地。
传教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对19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帝国观念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英国民众对帝国境内的黑人和土著人，对帝国统治下的落后民族抱有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和怜悯的产生，既有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有基督教教义中朴素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英国人所特有的居高临下心态。在英国，无论是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各种宗教传教协会的出现，都与第二英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相关联。第二英帝国的扩张既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思想上的。因此，传播上帝福音成了帝国本身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传教组织与传教士则成为帝国境内外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思想传播的载体。
除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与文化、改变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发动废奴主义运动、呼吁保护土著人利益以及支持废除罪犯遣送制度，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还不可避免地、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商业扩张。传教协会组织和传教士的这些信念，并非只是教会和神职人员所特有，事实上，它们是同时代千百万英国人共有的心态和意识的反映，换言之，教会神职人员的思想信念是根植于英国社会土壤之中的。不列颠帝国在几百年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战争中陆续战胜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劲敌，从一个西欧岛国成长为强大的商业强国和殖民帝国，这样一条民族强盛之路对于英国人思想观念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19世纪是资本主义迅猛扩张并形成世界体系的时代，它同时又几乎是不列颠帝国的时代，英国的传教士们以充满激情、自信、虔敬、献身与怜悯精神的宗教热忱，在传播基督教义、改宗异教徒的同时，以各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扩张，成为英帝国不断成长的精神动力。
三、英国人与英帝国
从传教士到政治家，英国人对帝国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在现实利益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帝国是与英国的强大、富裕以及世界影响力密不可分的。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也许是西欧各民族中最为强烈鲜明的，随着英帝国在19世纪迈向鼎盛与辉煌的步伐，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也在进一步强化。“文明等级”的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特别盛行。维多利亚人相信存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阶梯，所有的民族在上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英国人自然是处在进步阶梯的顶端，因而是文明的领导者。
除了强烈的自信心和种族优越感，不列颠民族还格外崇尚大胆冒险与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基督教新教的教义紧密结合，为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形成、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持久的动力。
英法两国的殖民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英国人所建立的是真正的移民殖民地，而法国人却主要是少数商人在广阔区域内与印第安人进行毛皮贸易。严格地说，法国人从没有真正定居下来，更谈不上像英国人那样进行垦殖了。移民的定居需要在土地上的垦殖开发，移民点的建立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如果没有早期移民们的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就不可能生存下来。英国人在殖民时代表现出的顽强进取精神，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殖民地的建立和帝国的存在，为不列颠民族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
至17世纪末，移民的主要成分为：积极进取者、持不同政见者、受压迫者、欠债者、罪犯以及各种国内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从18世纪起，英国开始出现移民热，移民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英国人将迁居新大陆作为寻找新的机会、改变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最佳选择，政府对移民潮也予以积极的支持。
然而，移民大潮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使古老的英格兰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最初似乎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但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后果迅速以悖论的方式凸显出来：一方面，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庞大失业大军和贫民阶层，英国突然间变成一个贫富悬殊、人口过剩的国家。
至19世纪中期，周期性出现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与农业歉收，更是直接推动着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在“饥饿的40年代”，移民们的动力和目标已经不再是财富和冒险，而仅仅是维持生计，帝国和殖民地的存在已经成了英国缓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减压阀。除了在不同年代出于不同目的迁居殖民地的普通民众，与帝国自始至终关系密切的人是英国的地主贵族和乡绅。在地主贵族垄断着帝国高级职位的同时，他们的儿子则构成另一支帝国殖民体系内中级官吏的大军。由于个人事业和生计与帝国息息相关，英国的贵族、乡绅以及中产阶级历来是最具帝国精神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帝国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也最为强烈。欧洲各国在英国领导下最终打败拿破仑帝国的事实，使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蒙受圣恩与天命的信念更加确信不疑。他们坚定地认为，反法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上帝站在了英国人一边，是上帝对英国人从事的正义事业、基督教新教以及英国政治制度作出判断的结果。为此，他们更加藐视所有的非白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非新教教徒。
英帝国得以建立的原初动力，毫无疑问是贸易、掠夺和获取财富，海外的殖民扩张，也主要是少数从王室手中获得特许状的私人或大贸易公司的行为。但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随着殖民地的发展，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与帝国的联系越来越广泛，移民、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帝国官员、殖民地官吏和驻军官兵，所有这些身份不同、形形色色英国人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帝国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正在运转的机器，改变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英国人的观念。对财富利益、宗教信仰和民族威望的追求，驱使着不列颠民族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起庞大的英帝国，而帝国的存在本身反过来又塑造和影响着英国人的观念。
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之后，帝国在战略、经济、政治、文化或精神上的价值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和“非正式帝国”的逐渐形成，它们的重要性反而更为突出。因此，帝国的内涵与外延都大大扩展了。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先后与几个西欧强国长期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近代早期以来强国之间商业战争的继续，它同时又是一种争霸战争，即争夺海上优势和海外领土的战争。
当历史进入19世纪，自由贸易的时代来临之时，帝国的信念和意义也始终没有动摇。他们或者是帝国政策的决策者，或者是殖民地改革的鼓动家，或者是殖民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由于所处时代与角度的不同，他们对帝国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的立场激进，有的态度保守，有的偏重理想，有的长于务实，有的始终如一，有的前后矛盾。但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无疑是19世纪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帝国的自豪与自信，坚信英国人对世界负有历史使命。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活动家，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问题，因此他们的帝国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人们可以从他们在议会演讲、友人谈话、书信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中，清晰地看出自由英帝国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19世纪初期到中期关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英国的主流社会舆论。
四、征服者与开化者
对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拥有并统治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仅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它更是英国人所担负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这样的信念在英国人的心中可以说根深蒂固、历久不衰，几乎成了一种信仰，一种能够让英国人在道德上得到极大心理满足的信仰。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从传教士到殖民官员，从自由党人到保守党人，从帝国的思想者到实践者，无不认同这一信念。19世纪上半期出现许多宣扬英国人文明使命的文章与小册子，鼓吹英国人被上帝选中来从事向全球传播文明的事业。从留存下来的各种英国历史文献，特别是那些著名政界人物的议会演说、官方文件以及私人书信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那就是“文明”（civilization）。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广泛，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关于英帝国、西方文明以及不列颠民族的观念。
这样一种文明的理念，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西方（即欧洲）的文明在发展阶段上远远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不列颠更是处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阶梯的顶端，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因此英国人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福音，即所谓“天定命运”。
在英帝国的组成中，今天的人们容易忽视 “殖民地”与“帝国属地”的区别，往往将两者等同起来。其实就其原初意义来说，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殖民地”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而形成，“帝国属地”则是英国通过武力征服等手段而获得。尽管印度通常也被称作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在性质上与那些移民殖民地完全不同，英国对其采取的统治政策也不同。因此，19世纪的“殖民地”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广义上，英帝国所有的海外领土都可以称作英国的殖民地；而狭义上，则仅指白人移民殖民地。对于帝国境内的有色人种，如印度人、黑人以及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土著人，英国人的心态有些复杂，这是一种混合着怜悯与蔑视的情感。怜悯，基于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以及土著人民的生存状态，是受理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蔑视，则基于非欧民族社会的落后与愚昧，是出自居高临下的欧洲人本能的反应。不管是怜悯还是蔑视，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受到上帝庇护的最优秀的种族，而所有的非欧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天意授予了英国人神圣的使命，要将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和宗教，将文明和进步带给他们。
帝国的信条会使人们对帝国的热忱成为一种本能，帝国的存在本身会自然地产生帝国主义者。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巨大优越感，对“文明使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日不落帝国”的无比自豪，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英国人确信自己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兴起于18世纪末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活动，虽然始终与福音教派运动密切相关，但它之所以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兴盛不衰，成为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一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正是英国人“文明使者”信念的反映。
第四章 自由主义帝国的原则——保卫印度
英国历史学家通常把1783年以后的英帝国称为“新帝国”，或者按照同时代英国人的习惯，把它叫做“第二帝国”。以北美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来区分帝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在思维习惯和研究上都无不可，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划分并不精确、科学，因为直到英国对传统的贸易政策和殖民政策作出重大改革之前，帝国在特征和本质上都没有改变，在此期间，只是英国从重商主义帝国向自由主义帝国的过渡，只有到了19世纪中期，一个真正与以往200多年的英帝国完全不同的新帝国才开始呈现在历史舞台上。
一、帝国的商业利益
由19世纪初到70年代之前帝国的海外扩张便引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英国政府官方为什么通常不愿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领土扩张政策？第二，英国的商人和殖民地当局官员为什么往往充当了帝国扩张的急先锋？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府并不情愿但帝国版图却在持续扩大的矛盾现象？
19世纪英国政府对攫取海外领土的消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从未表现出对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特别关注与强烈兴趣，相反，他们倒是经常采取避免直接军事占领的行动。19世纪英国官方人士对海外领土扩张的立场，完全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首先，由民间和私人机构从事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垦殖等活动，并非是一种新政策，而是从英格兰海外殖民扩张的早期就已形成的传统。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商业战争和殖民扩张，英格兰的生存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帝国的海外领土已足够多足够大，英国已掌握了对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印度洋的控制权，重商主义时代夺取海外属地的意义自然也大为下降。第三，在重商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代，对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通过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和商业利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富强，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海外贸易自然成为英国的立国之本。随着18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问世与传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最后，不列颠民族素以务实、理性而闻名，对收益与成本的冷静权衡，既是学者们也是政治家们的所长，甚至可以说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思维习惯。因此，19世纪英国的主流政界人物有足够的理由对获取新属地不抱兴趣。事实上政治家的态度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也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自由帝国新理念。
然而，尽管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积极鼓励和强有力支持，帝国海外领土的扩张却从未间断，而且基本上是从容不迫，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19世纪的英国政府的确没有用武力夺取并占领新属地的计划和打算，但倘若动用武力的结果是带来新的广阔市场，倘若已占领的属地对于贸易的扩展与安全至关重要，那么政府是不会犹豫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被历届英国政府所自觉遵循的原则——获得贸易特权和贸易据点，将英国廉价的商品销往世界每个角落，远比直接占领领土更经济，当然也更符合英国的利益。不同时代的英帝国，其理念、政策以及扩张的方式是不同的。19世纪英国独领风骚的海军舰队，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为英国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发展空间，英国迫切需要的不是获得新的海外领土，而是在全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贸易。而与此同时，不列颠已经没有真正的敌手，但却需要花费巨大开支用于殖民地与属地的防卫，英国的政治家们自然本能地倾向于不愿承担新的海外责任。
二、全球贸易与战略防卫体系
贸易与贸易的安全两者是不可分的，帝国对贸易特权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帝国政治家们必须同时将贸易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要保证帝国海外贸易的安全，需要两个重要的前提与手段，这就是：确保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建立全球性战略防卫体系。
英国向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帝国在世界各地攫取战略要地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帝国的贸易主要是围绕北美、西印度、印度进行的。因此，这些贸易通道上的要冲地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了英国着力去占领的地方。在第一帝国时期，英国通过一次次商业争霸战争，已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西部建立起许多重要的军事要塞。法国势力被赶出印度后，特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丧失后，英国开始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印度成为帝国新的中心。对于印度洋海上交通线，历届英国政府从来都是高度关注的。为了印度航线的安全，英国必须排除一切潜在的和实际的威胁，以确保对印度洋的完全控制。拿破仑战争以后，对于法国可能的卷土重来，英国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集中夺取、占领、控制了一大批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基地或给养供应站，并形成了战略上的防卫链条，所以，直到19世纪末，帝国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通道始终保持通畅，从未受到过真正的海军袭击威胁。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为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调动、派遣、集结海军力量，为19世纪英国“炮舰政策”的实施，为帝国商业向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三、印度与大英帝国
征服和统治印度对于大英帝国的意义，可以说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作为帝国在遥远东方最大的属地，印度一向被描述成“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印度对于英帝国的价值，首先突出表现在贸易和商业上，印度是英帝国财富的最大来源。除了商业上的价值，印度对于英帝国的扩张来说，其军事上的意义也同样不容忽视。印度在帝国内的特殊地位，是其他殖民地所无法比拟的。辽阔的地域、巨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使印度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源源不断地为大英帝国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在19世纪同时代的英国人看来，印度不仅是帝国财富与利益的所在，更是帝国力量与伟大的象征。
四、帝国利益与帝国防卫
拥有印度帝国和独享海上霸权，构成了19世纪英国人帝国信念与荣耀感的两大支柱。印度在英帝国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帝国防卫战略的中心。事实上，从拿破仑大胆进军埃及与叙利亚起，来自中东或近东地区对印度的威胁，就一直在帝国政治家们的心中警钟长鸣。19世纪以来英国全部的对外政策与帝国防卫政策，几乎都是围绕着印度以及通往印度贸易通道的安全。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美国、俄国始终是英国密切关注高度警觉的主要敌手。对法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欧洲，对美国的戒备与防范来自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虑。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扩张战略，注定了它必然要在19世纪与英帝国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但俄国所有在欧洲取得的进展，并没有使俄国的扩张势力进入英国的海上利益范围，换句话说，俄国人尚未得到进入地中海、北海以及大西洋的通行证，而在亚洲也同样如此，俄罗斯帝国的南部疆界虽然已经触到了英国海上利益范围的最北端，使双方冲突与摩擦的产生有了广阔空间，但毕竟当时的陆路交通极为落后，紧张局势还不大可能一下子产生。所以，进入19世纪以后，“虽然英国和俄国都把对方看作自己天然的敌人，但双方仍处于疑心重重的相互观察、相互探询以及含混茫然的争斗阶段”。
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情形便明显不同了。俄国向欧洲中部的领土扩张已经停止，开始重点瞄准两个新的战略目标：一个是向近东的扩张，另一个是向中亚的扩张。而无论俄国实施哪一个目标，其锋芒都必然指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就会破坏欧洲列强原有的均势结构，并构成对大英帝国东方贸易通道以及印度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19世纪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从过去那种相互怀疑、试探、提防、戒备的状态，进入实质性的冲突对抗阶段。这场英俄间的争夺与较量，对俄国人来说，是要从黑海进入地中海，建立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霸权，并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展到近东、中东以及中亚地区；而对英国人来说，是要阻止俄国出黑海，阻止俄国通过打击土耳其而进一步向东扩张，其实质就是保卫印度和帝国贸易通道的斗争。
这场斗争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末德国势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渗透，以及其他因素的改变，德国成为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在1907年《英俄协定》中，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允诺不向阿富汗派遣代理人，在政治上不直接与阿富汗人打交道；而英国则保证不兼并阿富汗的领土，不干预阿富汗的内部行政事务。至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近一个世纪的“大棋局”最终结束。
结语：所谓自由帝国
19世纪的英帝国，进入了它的巅峰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英国人以为已不再需要无限扩大其海外版图了，因为它的工业品和商业力量已足以征服全世界，从而使整个世界都从属于英国。因此，尽管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并没有表现出第一帝国时期与其他欧洲列强争夺商业和海上霸权时对海外领土的强烈欲望，但帝国版图扩张的势头实际上并没有减弱。相反，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一个新的帝国扩张逻辑产生了：英国越是需要向整个世界扩展贸易，就越是需要建立遍布全球的海陆交通线，而英国的势力范围越是扩大，帝国防卫的责任也就越多。贸易通道和印度属地的安全，成为帝国政策与战略的基本原则，成为自由英帝国扩张的永恒动力。它就像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魔咒，驱使着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人在扩张的路上永不停步。
自信而傲慢的英国人，稳居世界顶端的位置整整一个世纪，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19世纪则毫无疑问是英国的世纪——19世纪的大不列颠是海上霸主，是头号工业强国，是世界金融中心，是日不落帝国。而所有这一切，既是英国能够称霸世界的原因，也是英帝国告别重商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前提。自由主义帝国得以在英国实现的根本动因，无疑是其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而自由主义的信条、人道主义的影响、托管人的信念、种族的优越感以及所谓基督教的福音，则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了19世纪英帝国庞杂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