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意义》读书笔记
摘抄
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要切记：刮脸，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擞地干活，你就不用怕毒气。所有站在这里的人，即使你刚到这里24个小时，做到这些你就不用怕毒气。”接着，他指着我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得如此坦率。”他对其他人说：“恐怕他（指我）是你们之中下次被选中的人，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记得莱辛曾经说过：“有些东西能使你失去理智或变得一无所有，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一种对于非正常情境的反常反应却可以被视为正常。
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某个囚徒往往不忍目睹别人被罚示众，也不忍目睹泥潭里一排排的囚徒在皮鞭的威慑下来回走几个钟头。几天或几周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集中营普遍存在“文化冬眠”，但政治和宗教除外。
在集中营里，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深化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可能的。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较敏感的人在这里会承受更多痛苦（他们身体也会更弱），但对内心的伤害相应也会少许多。
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这句话“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在奥斯维辛，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事实证明它很管用，后来还被绝大多数狱友采用。这条规矩就是要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但是对没有明确问及的一切都保持沉默。
犯人的漠然除了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还是其他因素的结果。饥饿和缺觉都会使犯人对事物丧失兴趣（正常情况下也是如此），并且变得易怒，这也是犯人常见的心理状态。
除了这些物质原因外，还有心理原因——犯人们有某些情结。绝大多数犯人都有自卑情结。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说明一点：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因此，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起十字架的方式为他提供了赋予其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即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尊和无私的人。否则，为了活命，他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变得无异于禽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困苦环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也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人才能着眼于未来。在极端困难的时刻，这就是他的救赎之道，不过他得迫使自己将精神专注于此。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知道“如何”继续活下去。
我告诉狱友们（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也叹口气），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会没有意义，而且生命的无限意义就包含着苦难、剥夺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专心听讲的狱友们正视当前严峻的处境。他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而应当鼓起
勇气，坚持斗争，始终保持尊严，坚守生命的意义。我说有人在看着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表现，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着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们骄傲地而不是悲惨地面对苦难，并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最后我讲到了我们的牺牲，每一次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
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
但实际上我们的牺牲确有意义。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那个监狱里，在那种实际上无望的处境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丰富的意义。我看到我的努力成功了，电灯再次亮起时，我看见狱友们蹒跚着向我走来，眼含泪水，充满感激。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犯人心理反应的第三个阶段：解放后犯人的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得到解放的犯人最初的感觉叫“人格解体”。一切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像是在梦中一样。
消除在集中营最后几天那急剧的心理紧张过程（就是从神经紧张到心理平静）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一类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导回常识性的真理，即谁也没有权利为非作歹，哪怕别人曾经这样对待你。我们必须努力让他们回归正道，否则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几株青苗。
除了由于集中营生活的压力突然消失带来的道德出轨外，还有两大因素可能损害被解放囚犯的人格：回到原来正常生活后的心酸和理想情景的幻灭。
心酸是因为在家乡碰到了许多不如意的事。
幻灭的体验也是不同的。
那不是因为犯人周围人的言谈，而是因为命运本身的残酷。
第二部分 意义疗法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理论要取“意义疗法”这个名字。Logos是个希腊语词，指的是“意义”。意义疗法，或者某些学者所谓的“心理疗法的第三个维也纳学派”，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追求意义”一词，而不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强调的快乐原则（我们也可以叫它“追求快乐”），也不用阿德勒心理学派的“追求权力”或者“追求优越”之说。
人对意义的追求也会遇到挫折，这就是意义疗法所谓的“存在之挫折”。“存在”一词有三种含义：（1）存在本身，比如人特定模式的生存；（2）存在的意义；（3）对个体存在之意义的追求，即对意义的追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
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
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戈登·W．奥尔波特在《个人与宗教》一书说：“学会自嘲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就学会了自我管理从而治愈。”
写在后面的话
我们首先看看“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该怎样理解。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身处“三重悲剧”当中仍然并且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而所谓“三重悲剧”在意义疗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1）痛苦；（2）内疚；（3）死亡。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
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亚罗姆在《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正如意义疗法所宣扬的，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
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