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三传》有感——（八十三）僖公二十年
三纯斋主人
[春秋]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夏，郜子来朝。
五月乙巳，西宫灾。
郑人入滑。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随。
鲁僖公二十年，《春秋》记录的第一件事，是鲁国新建造了南门。这里的南门，指的是鲁国都城的南门。
这是《春秋》第一次明确记载鲁国新作城门，看到这条记录，就能想起来鲁隐公元年《左传》提到的“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那按照《左传》的理论推测，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次新作南门，是鲁僖公的命令了。《左传》对这条记录的解读如下：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书，不时也”，好理解，意思是《春秋》之所以记录此事，是因为鲁国这件事做的不合时令啊。
“凡启塞从时”，对应前面的“不时”，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启塞”大概就是指的修南门这一类事情，说明正常情况下这类事情是有礼制上的讲究，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做。
杜预注释到此的时候，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如下：
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堑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而阙，故特随坏时而治之。今僖公修饰城门，非开闭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讥之。
杜预先解释了一下“启塞”的含义，就是门户、道路、桥梁和城郭、护城河等。然后指出这些东西因为每天都要用，一日不可或缺，所以坏了就应该随时修缮。但是鲁僖公这次下令新作南门，并不是因为南门坏了，不是为了民生应急，而纯粹是为了修饰——说白了就是形象工程，所以《春秋》记录下来，以其不符合土木工程的相关礼制来讥讽此事。
之前我们曾说过，按照当时的礼制，大型的土木工程应该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所以，如果确实是南门坏了，因为要涉及每日的民生，可以随时修缮，这个不算违反礼制；但如果纯粹是为了形象工程，要符合礼制就得在冬季农闲时。所以，按照杜预对《左传》的解释，认为这里，《春秋》其实是有讽刺的意思。
《公羊传》也认为《春秋》这条记录有讽刺的意思：
何以书？讥。何讥尔？门有古常也。
额外解释了一下讽刺什么。因为都城的城门，自古以来就是有标准规范的啊（古常，古制常法）。说明鲁国这次新作的南门，应该违反了通用的标准——我们简单推测，大概率是这个门做的更高大更壮美了吧。
《谷梁传》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作，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门者，法门也。
“作”，就是建造的意思。是扩大了原来城门的规模（度，即高度和宽度）。这里说“新”，是因为本来就有旧的南门，并不是完全新建的。南门，是按礼法就有的城门。
结合三传和杜预的注释看，显然就是鲁僖公将原来的城门进行了改造，加宽加高了而已。但是这个事情属于可做可不做的，所以杜预认为《左传》批评其不合时令，《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认为夫子讥讽鲁僖公改变城门规模违反了礼制。
进入夏季，《春秋》记录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夏，郜子来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这年夏季，郜国的国君来鲁国进行交流访问。
郜国，此前在鲁隐公时代已经出现过，鲁隐公十年，《春秋》记录有“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应该是从那时候起，郜国要么被鲁国吞并，要么成为了鲁国的附庸。后来鲁桓公时代，有大名鼎鼎的臧哀伯谏纳郜鼎事件。
这位郜子此次来鲁国朝聘，《左传》和《谷梁传》都没关注，《公羊传》解释了一句：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辞也。
意思是说，郜子是谁啊，是丧失了封地的国君啊。那为何《春秋》这里不直接写他的名字？因为是把他当兄弟来对待。
按照《公羊传》这里的观点，能说郜子是“失地之君”，则意味着郜国此时应该已经被鲁国完全吞并。但是正常情况下，《春秋》记录失地之君都是直呼其名的，这里之所以没有这样称呼他，是因为郜国和鲁国都是姬姓，所以是“兄弟致辞”，给予郜子一定的尊敬。
但我觉得，《公羊传》这里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也许此时郜国事实上的确被鲁国吞并了——因为前面说了有鲁隐公十年攻取了郜国的记录——但名义上应该还是存在，不过是成为了鲁国的附庸而已。所以《春秋》这里用“郜子”就说得通了——人家法理上并未亡国，不是什么“失地之君”，“郜子”这样的称谓也是官方标准称呼，并不存在什么“兄弟致辞”。
第二件事是发生了一次火灾，“五月乙巳，西宫灾”，即五月的乙巳日，西宫发生了火灾。
这条记录《左传》没有关注，《公羊传》解释了一下：
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西宫灾何以书？记异也。
这段话意思是说，西宫就是小寝。小寝为何说是西宫？有西宫就意味着有东宫啊。鲁子说：“从这里记录有西宫，也能推测出来诸侯应该有三宫。”西宫发生火灾为何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有点异常啊。
《公羊传》这段话的解读，我个人对有些观点其实是不认可的。首先，西宫为何就是小寝，或者说《公羊传》自己提出来的“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根本就没有给出解释，“有西宫则有东宫矣”也是答非所问啊。其次，从西宫推出有三宫，也有点勉强，因为按照这个思路，三宫应该都是配给诸侯的，但是《左传》当初提到庄姜的时候，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似乎东宫又是对应到太子。而且如果西宫就是小寝，在鲁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的时候，《公羊传》提出过“路寝则不可，小寝则嫌”，说明诸侯也只有小寝和路寝两个法定的居所，似乎未见到还有第三个法理上的居所出现。
《谷梁传》对西宫提出了不同说法：
谓之新宫，则近为祢宫。以谥言之，则如疏之然，以是为闵宫也。
按照《谷梁传》这里的解释，宫，就是宫庙的意思，就是供奉逝者的地方。祢宫，就是父亲的庙。如果说这是新宫，就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国君父亲的庙，如果用逝者的谥号称呼，又显得有些疏远，所以推测应该是闵宫——即祭祀鲁闵公的庙。
如果就这两家的说法取一家，相比较而言，我倒是比较倾向于《谷梁传》的观点。
第三件事是关于战争，“郑人入滑”，即郑国攻入滑国。
滑国以国家名义出现在《春秋》，是鲁庄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按史书资料，滑国是周朝姬姓封国，爵位为伯爵，封地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睢县一带。
郑国为何此次攻打滑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未解释。《左传》解释了一下：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
说明滑国本来是郑国的附庸，但背叛了郑国倒向了卫国，这年夏天，郑国的公子士、泄堵寇帅军队攻入滑国。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引来郑国的攻打，也说明郑庄公时代起，郑国和卫国之间就存在的矛盾，到今天依然存在啊。
这件事，在《国语·周语》中有一段相关的记录，讲述了在郑国攻打滑国时周王室内部的态度：
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今以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翟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王其不可以弃之。”王不听。十七年，王降翟师以伐郑。
《国语·周语》的这段记录，讲述了周王室曾为滑国向郑国求情，因为郑国和滑国都是姬姓，理论上都跟王室有血缘关系。但是郑国不给王室面子，甚至拘拿了代表王室前来说情的游孙伯，激怒了周襄王，以至于周襄王决定联合狄人攻打郑国，虽然富辰力谏，但周襄王并未采纳——不过周襄王当年并未联合狄人攻打郑国，按照这里的记载，最终这件事要在之后的周襄王十七年。此外，这里借富辰之口，说了东周早期一个很重要的史实，“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凡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即郑武公和郑庄公，在周平王和周桓王时代，对王室有大功，周王室东迁之初，晋国和郑国是王室最主要的依靠——但实际这段话值得商榷，仅就《春秋》的记录来看，周桓王与郑庄公，关系就很微妙。
此外，《国语·周语》的这段记录里，说郑人入滑是周襄王十三年，韦昭注释到此的时候也说是“襄王十三年，鲁僖公之二十年也”，但实际上周襄王十三年应该对应到鲁僖公二十一年才是，之所以这里出现了一年的差异，在鲁僖公七年《左传》提到“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鲁僖公八年《春秋》记录“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时，我们解释过。应该是在这里，《国语》按照《左传》的记录，把周襄王元年定在了鲁僖公七年所致。
郑国这次攻打滑国，应该只是教训了一下滑国而已，并未灭掉滑国，按照史书的记载，滑国的灭亡要在战果时代。
到了秋天，《春秋》也只记载了一件事，“秋，齐人、狄人盟于邢”，即齐国人和狄人在邢国会盟。两个别的国家的人在邢国会盟，则邢国显然也参与其中了。
《公羊传》没有关注这条记录，《谷梁传》解释了一下：
邢为主焉尔。邢小，其为主何也？其为主乎救齐。
意思是说，这次会盟邢国是主人，邢国是个小国家，为何能作为这次会盟的主人？因为邢国曾经作为主力救援齐国。
邢人“为主乎救齐”，应该指的是鲁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的记录，当时《谷梁传》解读说“伐卫，所以救齐也”。
但是，这里诡异的事，当初邢国和狄人联合起来攻打卫国，是因为卫国此前参与了宋襄公联盟一方，曾试图扶助齐孝公回国即位，也就是说邢国和狄人当时是反对齐孝公的，但此时齐国的国君就是齐孝公，按说和邢国以及狄人，是敌对状态，如果此次会盟，是为了化解彼此之间的夙愿，达成和解，这说的过去。如果说是因为当年“救齐”，那纯粹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瞎扯淡。所以《谷梁传》这里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我个人的感觉，这次齐国、狄人和邢国举行会盟，就是为了冰释前嫌，之所以在邢国，因为邢国一方面和齐国都属于华夏文明圈，另一方面此前又一直跟狄人有合作。由于三者之前有矛盾，这次会议去狄人那里举行齐国信不过，来齐国举行狄人不放心。在邢国举行，确实属于各方都能接受。
《左传》则解释了一下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秋，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
按照《左传》这里的说法，是因为讨论帮助邢国对付卫国。于是，这时候开始，卫国担忧起邢国。
我个人觉得《左传》这段记录里，“卫方病邢”中的“方”，不是“方开始”的意思，而是“方国”的意思，应该跟“卫”连起来，卫方，即卫国。
齐国这时候的对外政策确实有点奇怪，齐孝公复位是得到卫国帮助的啊，怎么这时候反过来恩将仇报呢？搞不懂。
到了冬季，战争在东方爆发，《春秋》记录说“冬，楚人伐随”。这条记录《公羊传》没解读，《谷梁传》只简单解读了三个字：
随，国也。
这没必要啊，我们早都知道了。
《左传》解释的多一些：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鬥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这段记录是说，随国联合汉东诸侯背叛楚国。冬天，楚国的鬥谷於菟帅军队讨伐随国，随国求和，楚国班师回国。君子评论此事说：“随之所以被攻伐，是因为不自量力啊。如果做事能量力而为，就很少会有过错啊。善败都是自己找的，难道会是别人强加的吗？《诗经》说：‘难道我不想夙夜兼行，我是怕夜里露水啊。’”
“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出自《诗经·国风·召南》，这里引用，比喻做事要考虑周全的意思。行路的人即使着急，尚且能考虑到夜里露水多湿气重不利于赶路，何况这种家国大事，更要慎重决策啊。
《春秋》这一年的记录，到此就结束了。《左传》在这里补进来一段宋国的事：
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这段记录是说，宋襄公意欲会合诸侯，臧文仲听说此事，说：“把自己的欲望（克制住），服从于别人（的欲望），这样做是可行的；试图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欲望，很少能成功的啊。”
鲁庄公十一年宋国水灾，鲁国派使者去慰问，臧文仲曾就宋国的答辞做过评论，展现出一位智者的形象，此处再次预判了宋襄公未来的结局。
宋襄公欲合诸侯，其实是宋襄公想要复制齐桓公的故事，试图通过诸侯会盟的方式确立自己霸主的地位，但是显然，他不具备齐桓公盛年的德行和实力。
这段记录显然后面还有呼应的，就在紧跟着的下一年能看到。读《左传》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记录一年和一年之间，割裂的很明显，感觉事情没讲述完，但由于后续的发生在了次年，所以硬生生在这一年里割裂开来。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传》版本，一般都是沿用按照杜预注解时候修订的版本，而杜预当初为了使得《左传》记录的事情与《春秋》的纪年匹配，所以按照年份，对《左传》记录的很多事情做了划分。读书的时候，对于这些，需要我们自己甄别，按照事情的情节完整性，连贯起来看，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件事完整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