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读后感
第一次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本在火车站售卖的低俗杂志上，在拙略的色情、暴力、刑侦小说中，夹着一篇严肃、认真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南京沦陷的前因后果和日军了屠杀南京军民的惨状，对于只在课本上知道有这么档子事的孩子来说，被彻底恶心到了。像是不小心拧开了一个盖子，发现是人性的粪坑，扑面而来的恶心，措不及防。从此遇到相关题材的文章都选择回避态度，不看，也不想了解，看着太闹心。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日友好时期，家家以拥有一台松下2588电视机为荣，那篇记录南京沦陷的严肃文学只能扮成低俗小说的面目示人。同时期还有一部反应日军暴行的电影叫《黑太阳731》当时与伙伴们当恐怖片看的，也结结实实被里面残忍的镜头给恶心到了，很快就被禁演了，据说不是因为重口味的情节，而是中日要友好。后来那个导演拍摄了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好像没有在大陆公映。欣欣向荣的土壤不适合记录仇恨。
再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题材时是在2009年了，陆川拍摄的《南京！南京！》，电影名称带感叹号，应该挺有想法的。电影采用黑白片，也许是怕血淋淋的镜头刺激观众，也可能是想树立一个冷静的视角来审视那次大屠杀，对日军的暴行表现非常克制。增加了国军抵抗的段落，再勇敢的士兵也抵消不了溃败的悲剧；印象最深的是日军在南京城内上跳舞，穿着屁兜的，敲着大鼓，在街头跳着日本的招魂舞，背景是残垣断壁尸骨累累的南京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自认为中央上邦的中国，被一直臣服与脚下的蕞尔小国的---日本，踏在都城的尸骨上舞蹈，这是多大的讽刺呀。这不仅仅是等级的僭越，而是等级转换，表达日本成为文明的中心，中国沦为脚下的贱民。这是陆川给出的日本屠杀南京军民的原因吗？不得而知，但多多少少在讽刺我们无能、自大。这个桥段被骂惨了，大家理解不了文化占领这个抽象的隐喻，其实也不想理解。奥运刚过的欣喜正在转变成骄傲，志得意满的人是讨厌痛苦的。
影片还增加了日军士兵的视角，试图描述淳朴的日本士兵是如何黑化的，希望让整个叙述更立体，好像也并不成功，观众并不买账，骂声一片。大家更喜欢简单的黑白善恶，任何试图探讨人性的深处的想法都变成了对日军暴行们的谅解，单纯的仇恨最正确，谁管背后的原因。陆川的《南京!南京!》是被误解了的影片。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恶魔的盛宴---南京大屠杀呢？一是日本高层深知战事不能久拖，战事越久资源与兵力就越捉襟见肘，日军拖不起。所以必须以雷霆之势迅速攻陷城池，迫使中国主动停战议和，这样日本就占据了谈判优势，可以提条件、开条款，使已侵占的领土以协议的方式合理、合法的占有。国民政府也知道这点，所以决不与日本议和，可以胜，可以败，就是不能议和。宁可放弃南京，迁都重庆，也绝不与日军谋求停战。
在日军占领了上海后，一路由东向西侵入江南腹地，几乎是一路攻城略地，一路屠杀。为争抢战功，如狂飙的狼群，生怕落后其它部队，苏州、常熟、昆山、无锡、江阴、常州、镇江，针对平民百姓一路烧杀、奸淫、掳掠，杀到南京，无论是上级军官还是下级士兵完全杀嗨了，彻底放飞了心底的恶魔，那两个杀人比赛日军杂碎，从苏州就开始比了。南京是这场屠戮的高潮。
是什么驱使日军这么失去人性的，全体成为恶魔的，毕竟日本士兵也曾经是朴实的农民，打死敌对士兵和残杀死普通平民，这完全是不同的心理状态，任何军队都不会鼓励士兵残杀平民的，最多是纵容，而日军是有条不紊让屠杀成为一场狂欢。
书中给出的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日本军队等级绝对森严的，从小的教育是压迫式，甚至是虐待式。使得官兵全体心理失衡，在获得一点权力时，会加倍虐待别人来发泄自己曾遭受的苦楚，有个词叫“压迫转移”；
第二原因是不把中国人当做对等的人来看待。日本社会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扭曲了对中国人的认识，认为中国人是低于人的一种生物，与猪一样的等级，所以在屠杀中国人时没有心理负担，并不觉得这是在杀人，就像在屠宰场，宰杀一群羊，一群猪，只是完成工作而已。
第三个原因，是狂热的宗教原因。日军多年的教育与宣传，把战争、暴力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使得士兵认为，每一次的行动，每一颗子弹，每一把刺刀，都镀上了正义的光环，行动是光荣的，命令是神圣的，他们深信不疑是为了解放亚洲而奋战的，军国主义的洗脑很成功。
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屠杀奸淫中，屠戮者的心理是快乐的，是有了一种儿童捣毁蚂蚁窝的快乐，只为好玩，只为欢乐。所有的狂躁、疯癫、非理性的行动都归结为“狂欢节”的喜悦，快乐的儿童怎么会顾忌蚂蚁世界的天翻地覆，也是没有同理心，也就没有罪恶感。这也解释了，卑微朴实的日军普通士兵，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花样翻新的，想象力夸张的残害人的方式，每个士兵都变成了蚂蚁窝前的那个撒尿的孩子，争相表现着自己的“本事”。熊孩子的狂欢，释放的就是恶，一群熊孩子的恶，就是灾难。
抗日剧里经常能听到“大日本皇军”的称谓，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属于日本天皇家的私家军队，严格来说不代表国家，更不代表平民。因为国家的行政主体是内阁，而内阁是无法命令军队的，军队只听令于军部，而军部只听命于天皇，所以日军的恶行第一负责人就应该是日本天皇---裕仁。美国麦克阿瑟为更顺利的统治日本，放过了这个天天在皇宫里装温良的战犯。
昭和天皇及他之前的两位明治、大正天皇都有军队的人事权，那些高级军官都是由天皇任命的。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直至今天，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无法左右军人集团，所以不用为战争的暴行负责，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他可以认命或罢免高级将领，他根本就不是傀儡，侵华日军的每个行动他都清楚。
他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就是南京大屠杀直接下命令的最高指挥官。朝香宫鸠彦王在东京高层不得志，没有建树，所以天皇就把这个叔父空降到上海派遣军，任司令一职，此时日军刚刚打赢了淞沪战役，正在势如破竹的进攻南京，朝香宫鸠彦王的任职明显是来摘取胜利的果子，是来前线度金涨资历的。所以这个家伙急于表现能力，为了快速扩大战果，抛下战斗的负担，下达了杀死全部战俘的指令，纵容士兵们的烧杀淫掠，最终导致整个日军杀戮失控，酿成南京大屠杀。而这个杂碎不仅躲过了惩罚，战后还依然上蹿下跳的想有所作为；后来信奉了天主教，成为天主教徒；还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长；总之，这个老瘪犊子后半辈子活的逍遥滋润，1981年才死，得到了善终。可见老天爷也是瞎，恶人没有恶报。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产下了一个怪胎---军国威权，这个怪胎认为自己是亚洲的救星，把拯救亚洲民族为己任，打着“大东亚共荣”旗号干着毁灭的营生。无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左派、右派、宗教，最终都会催生出暴力，当信仰变得极端狂热，最后的手段就是在物理上消灭“异类”，变成“非我同类，皆诛”的可怕情景，之所以产生所谓的“异类”，只因“我”走的太远，走的太极端。
近现代，世界上的惨痛的大屠杀都起于民族觉醒，伴随改天换名、斗争与革命，最后演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而使屠杀披上了合乎道义的外衣，思想上的“合情合理”才能使一个群体集体疯狂，丧失人性，露出兽性的一面。1915年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利用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把改革的阻力和国家的羸弱归结为亚美尼亚人的捣乱，导致了土耳其人系统地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为了政治目的，鼓噪出了极端的民族对立情绪，使得屠杀平民合理化，导致30多万的华人被奸淫和残杀，相同的剧情居然1998年又上演了一遍。1994年的卢旺达，极端的民族主义点燃了复仇的火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胡图族屠杀了100万图西族；柬埔寨1975年开始的红色高棉统治，民族觉醒加上革命的“热情”，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了，就导致170万人的死亡。以上的共同的特点是极端的思想导致极端的悲剧，这已经不是哪几个人能负责的，而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那个时代所以人都得负责，普通民众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极端思想所点燃，点燃就是山火，是扑不灭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毁灭一切。南京大屠杀就属于如此，日军从上到下，从军官到士兵，要所有参与者集体负责，全噶了也不过分，尤其是天皇。
二战后，美国人因为统治需要放过了天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了政治需要，放弃了战争赔款，70年代为了中日友好，中国也免除了日本的赔款；80年代，因为需要贷款，就大力宣传中日友好，不愉快的伤痛自然不能提及，这样助长了二战后那些没有受到惩罚的日本财阀，使得日本上层有步骤地否定对华战争的暴行，现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承认屠杀了30万南京人的事实了，日本年轻一代深信那是中国为了抹黑日本，编造出来的。而结果，也是我们太“善良”、太“功利”，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忘了疼。时至今日，我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采集远远不够，有效的证据都来源于国外，甚至是日本，而亲身经历过那场苦痛的南京人，都已经离去，慢慢的我们自己都忘记了。
记录伤痛不是要记住仇恨，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警惕“极端”。任何披着美好外衣的思想，如果走得太远都会酿成悲剧。任何社会主体，都应该有“刹车”机制，而不能只有油门踏板，当时代遇到一个狂妄之徒，打着伟大的旗号，一脚油门到底，一路狂飙，会带来一场浩劫，几十年前已经发生过。别以为距离我们很远，“极端”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