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读书笔记
【美】洛莉·戈特利布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最近几十年，心理学界的确暗藏着这样一股风气，要求心理咨询师尽可能地节制，在职业状态中丝毫不露破绽，没有私欲，没有波澜，扮演一种所谓“空白幕布”的角色。哪怕来访者在他们面前欣喜若狂或是暴跳如雷，他们也可以眼皮都不动一下，保持平静的分析状态。好像在说：你怎么样都好，而我心如止水。这个房间是与外界绝缘的。一切痛苦都可以被这里包容和化解。你正在惊疑不定：世上真有这样的存在，做得到如如不动、了了分明？这时你听到洛莉·戈特利布的声音，她说：“我做不到。”
人们有时会期待人生是存在某种标准答案的，心理咨询师也许在专业学习中 已经提前获知了这些答案——至少有通往答案的“办法”。而真相令人失望。
总的来说，你会看到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始终是一条常识：你没法逃避痛苦，只能承认。
我们期待心理学为人生提供一份万事万灵的解忧良方，我们真正幻想的是，或许我们这一生（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有办法免除痛苦的。只要足够努力，找准方向，生命的苦痛无常会不会就是可以随时拂去的尘埃？“万一这些痛苦不会改变呢？”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戳穿的真相。
当一个咨询师为某个案例特别头疼的时候，在他/她的生活里很可能也存在同样的挑战，或许是过往的伤痛，或许是相似的难题——咨询师如果恐惧自己的衰老，就更难面对那些蹉跎时光的来访者；如果是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咽下苦果，遇到同款来访者就会急火攻心。
说出来了，一切都没有变，当然不会变。一秒后和一秒前，世界还是一样。咨询室没变。钟表还在嘀嗒嘀嗒，咨询师还坐在沙发上，看着你微笑。你看看自己，所有的痛苦也都还在。但你知道，这样就已经有些改变发生了。
你无逃避你所遇到的痛苦，心理学也不能提供任何幻想，但不要忘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地方，有这样一些人，可以直面这个无处可逃的、困惑的、痛苦的你。你们坐在一起，随便谈谈。你可以言说真实的你，而这就是心理咨询的奇迹所在。
如果你能深入了解某个人，你就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好感。
无所失则不得变。
生而为人，总有不易。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且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去建构生活，他们才能放手去改变。
哀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
完美是幸福的敌人。
弗洛伊德主张，医师对于病人应滴水不漏，就像一面镜子，只反映病人呈现出的那些部分（内容）。
她不想要“癌症组”的治疗师，她想要感觉自己是正常人，还在正常地参与生活。
每当有人提及死亡，大家总是倾向于彻底否认这个问题。我的本能反应也一样，或许我可以对朱莉说：“哎呀，先别想这么多。或许那些实验性的治疗能奏效呢？”但我必须记得我在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朱莉，而不是安慰我自己。
各种学术研究都表明，心理治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你和心理治疗师的关系，你是否“感到被感知”。不管这个心理治疗师受什么样的培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是你的症结属于哪一类问题，都不如你和治疗师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
来访者在预约了第一次心理治疗后、在踏入诊室之前，通常会觉得充满了希望。
在实习期间，我们还学到要靠近门坐，因为万一“形势升级”，治疗师需要逃生通道。
医生在尝试找出哪里出了问题，来访者却在尽力维持表象，表现得比真实情况要振作，避免丢脸。
在最初的几次治疗中，对来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得到聆听和理解，而不是获得领悟或作出改变。
那个迫使来访者来做心理治疗的主诉问题，通常只是某个大问题的其中一个层面，或者根本就是遮掩实际问题的烟雾弹。
我知道人们常常杜撰出失之偏颇的故事，好让自己在当下能好受一些，但长远来看这样只会让他们更难受。我也知道有时候人们需要别人透过字里行间读出真相。
约翰在上周的治疗时段里竟拿起手机来发短信，我向他指出当他发短信时我感觉自己被晾在一边。“我想知道，你对我在你发短信时感到被冷落这件事作何反应？”
我决定把这个细节记录在册，然后等待将来更合适的时机来谈论这个话题。
事实上我们不是要保持中立，而是要尽力去留意自己非常不中立的情感、偏见和见解（反移情），这样我们才能退一步，弄清楚该怎么处理它们。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感受来帮助引导治疗，而不是压抑它。
感到痛不是出于你的选择，但你选择了让自己痛苦。
既然我如此紧抓着痛苦不放，那我一定是从中得到了些什么。
不要评判你的感受。留意它们。把它们当作你的地图。
改变和过去的关系是心理治疗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是为了避免遗憾，但事实上我们是在靠它回避死亡。
Dsm将人格障碍分为三大类群。
A群（具有古怪、奇异、反常的人格特质）：偏执性人格障碍、分裂样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
B群（具有戏剧化、不稳定的人格特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
C群（具有焦虑、恐惧的人格特质）：回避型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
直到最近，大多数心理健康从业者都认为人格障碍是不可治愈的，因为这不像抑郁或焦虑之类的情绪障碍，人格障碍是由长期存在的、贯穿始终的行为模式组成的，它就是一个人性格一部分。
人格障碍是自我协调的，这就意味着行为是与行为人的自我概念同步的，因此有这类障碍的患者会认为是别人在给他们的生活制造麻烦。而情绪障碍是自我不协调的，所以此类患者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痛苦。
丧失往往是有多个层面的。有现实层面的丧失（失去男友），还有潜在的丧失（失去男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离婚带来的痛苦仅有一部分是因为失去了伴侣，更多的痛苦通常是来自离婚所代表的意义——失败、被拒绝、背叛、未知，以及与自己的预想背道而驰的生活轨迹。如果离婚发生在中年时期，那么丧失还意味着要面对更多局限性：还能不能去结识别的人，互相了解，并达到亲密的程度？
诚实是比同情更有效的良药，它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却往往深藏不露。（格雷特尔·埃利希）
只有靠一己之力一点一点发现的真理，才是最有力的真理，是人们会认真地去面对的真理。
治疗师所受的职业培训告诉我们，当情况一时难以回应，需要更多时间去消化的时候，那就先不要回应。
批评和抱怨间是有区别的，前者带有评判的成分，而后者包含了请求。
所有的洞察都只是心理治疗给你的安慰奖。意思是：即使你拥有世上所有的真知灼见，但如果你在治疗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不去作改变，那再多的洞察，甚至治疗本身，都将毫无价值。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思维通常都会领先来访者几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或更有智慧，而是因为旁观者清。
抑郁的对立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
缺少爱抚可能导致婴儿夭折，对成人来说也一样——经常受到爱抚的成年人会比较长寿。还有一个术语叫做“皮肤饥饿”，特指渴望爱抚的状态。
精神科医生不会让人快乐，但处方药可以。
如果在办公室之外的场合遇见来访者，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如果对方不先和我打招呼，我是不会表明我认识他们的。即使是来访者先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向他们介绍和我在一起的人，不管那个人是谁。因为那么做会违反保密协议——要不然，当我被问起怎么认识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得撒谎。
通常他们只要看过我们有血有肉的一面之后，就会弃我们而去。
当我在外面偶遇来访者之后，有时我会在下一次治疗时问一问对方当时的感受，尤其如果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偶遇的话。有的治疗师会等来访者先开口提这件事，但通常，按下不表只会让小事变大，直到成为房间里的“大象”，而开诚布公反而更轻松。
交谈让人们必须不停地转动脑筋，从而安全地避开自己的情绪，但沉默就像是清空脑袋里的垃圾。当你停止用言语来填补空虚，就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浮出水面。而当我们在沉默中共处，对于来访者来说可能是一片未知的、蕴含思想和情感的金矿。
于是我默默地把这段交谈收藏起来，等待着约翰准备好要谈及他母亲的那一天。
你听上去就像我十岁大的小孩，是什么让你觉得生活就该是公平的呢？
来访者以为自己想要了解治疗师，但往往在了解之后他们会后悔，因为这些认知可能会让他们在治疗时有意或无意地编排自己要说的话，进而可能有损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
时间就是财富，当然她得善于“理财”。
所以在来访者开始治疗之前，我都会给他们一张知情同意书，其中，我建议来访者如果要结束治疗的话，至少要在最后接受两次收尾治疗。我在一开始就跟新来访者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防止一旦治疗中出现任何状况，他们不会为了让自己摆脱不自在的感受而采取冲动行为。即使他们觉得停止治疗是最好的选择，至少这个决定得经过审视，让他们感到离开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我因为担心而去网上搜索了米歇尔，看到了许多点击率很高的页面。但我很快意识到以后永远都不要这么做，要把讲故事的权利完全交给来访者自己。
如果有些事情我不知道，那我可以直接说“我不知道”。
培训期间最应该学习的事，就是必须在治疗中保持真诚，这样才能对别人起到帮助。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可以理解别人，帮助他们厘清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不能替他们作出人生抉择。
我只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做。
这在来访者中并不少见，整个治疗过程中都在顾左右而言他，直到最后十秒钟才说出一些重要的事情。人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们或许是觉得尴尬，或许不想给你机会评判他们，或许是他们想把问题留给你，让你也和他们一样感到惴惴不安。
虽然我们应当对来访者寄予期望，但我们必须保证把自己的期望放在正确的地方。安德烈娅说，如果我无法再期望朱莉能长命百岁，你就得在一些别的事情上抱有希望。
如果你说了那么多，那你一定没在聆听。你有两个耳朵一张嘴，这一构造的比例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发现只要人们一感到孤单就会拿起一个设备来逃避这种感受。
年纪越大，生活就越固化，有时人们会渴望年轻时的自由。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己的行为被父母定下的规矩约束着，他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就是自己的情绪。至少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大笑一场，或是耍个小孩子脾气。
就算有时需要释放心中的愤怒，需要痛哭一场，或者只是绝望地坐一会儿，这些情绪也会变得更容易控制。
每一段感情关系都像是一支双人舞。
“反应”与“回应”，前者是条件反射，后者是有意识的选择。
在刺激和回应之间还留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我们所做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
我一直都很欣赏弗兰克尔。你引用的句子非常美妙。我们周三见。
治疗师最重要的职业技能就是去“听到”来访者没能说出口的那些事。
如果你要分享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意味着你需要面对这个真相，但同时你也将获得一项回报，那就是自由。真相能把我们从羞愧中解放出来。
你向别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让你自己好过一些，还是为了让对方好过一些？你是真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抱歉，还是其实觉得自己做的事完全在理，只不过是想通过道歉安抚那个认为你应该觉得抱歉的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谁？
有时人们选择宽恕是为了摆脱一个创伤，他们需要通过原谅那个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人来走出创伤的阴影。
有时我们渴望别人原谅，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我们祈求别人的原谅，只是为了避免要自己原谅自己，因为自我原谅更难做到。
痛苦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持续的抑郁也可以是一种逃避。她躲在痛苦砌成的屏障里可以很安全，不需要面对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有任何互动，这样她就能避免受到新的伤害。她可以用内心的批判来为自己开脱：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本来就一事无成。
无条件积极关注并不意味着治疗师一定要喜欢来访者。只是说治疗师应当保持热忱，不带偏见，最重要的是，要真心相信来访者在一个充满鼓励和接纳的环境中有能力获得成长。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感觉。
“你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至少也算喜丧了”“都已经一年了，或许你也该向前看了”你可以放心，这些话都是出于好心，是想要给人安慰的。但同时，这些话也是一种防御措施，保护说话的人，不让别人的悲惨处境触发自己不安的情绪。像这样的客套话能让说这些话的人更容易应付眼前可怕的场面，却会让亲历逆境的人感到愤怒和被孤立。
他们可以说“我为你感到难过”。也可以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么？”或是“我感到自己什么都帮不上，但还是很关心你。”
“没有你我们要怎么办？”这也让我觉得欣慰，因为这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感情。还有人说过，“不会吧”，还有“如果你想要聊天或是做些什么开心的事，打个电话给我，我随时都在。他们还是把我当成“我”，我还是他们的朋友，而不只是一个癌症患者，他们还是可以和我聊自己的感情生活，聊工作，聊《权力的游戏》大结局。
当她告诉别人关于自己的噩耗时，别人怎么做会让她好过一些。拥抱也是个很好的选择，“我爱你”这句话也很好。我最喜欢的就是别人直白地对我说“我爱你”
人们真诚的、不做作的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
出现“假性康复”的现象通常是由于来访者无法承受直面困扰所带来的不安情绪，便突然转而认为自己已经摆脱困扰了。“假性康复”尤其多见于治疗的休眠期，如果治疗师或来访者有一段时间不在而无法继续治疗，在这段空档期内，来访者无意识的防御很容易发挥作用——“过去这几周我不是都过得挺好么，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心理治疗了！”有时候这种变化或许是真实的，但通常来访者在突然离开之后，最终还是会回来。
心理治疗中充满了性吸引力，这也在所难免。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生活中的一切，完完全全接受你的所有，无条件地支持你，而且还深入彻底地了解你，你当然会觉得你俩亲密无间，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亲密关系与另一种亲密浪漫或性爱关系混淆起来。
但他们都忘记了，其实心理治疗才是最安全的场合，在这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探讨那些让人们羞于启齿的事。让他们要选择是继续瞒着治疗师，还是要直面羞愧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直接逃走，将所有问题抛之脑后。
如果一个人很难对别人说“好”——无论是对一段亲密的感情、一个工作机会，还是一个戒酒疗程——这都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任。
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
她的朋友和家人都为她感到高兴，所以她的顾虑并不是来自他人的评判，而是她对自己的评判——她得到的幸福会不会亵渎了她对丈夫的记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她的幸福并不会削弱她对丈夫的爱，而是一种肯定。
你要把一种情绪调到静音状态，就必须把其他情绪也调到静音状态。你想要把痛苦调成静音？那你就不得不把快乐也调成静音。
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会帮助你的身体在受到外界侵害时及时恢复，同样，你的大脑也会帮助你从心理打击中恢复过来。哈佛的研究员丹尼尔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时——无论是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比如自己变成残疾人或是失去所爱的人），还是一些生活中的难题（离婚或是生病）——都比自己预想中的要表现得好。
我想得到同情，如果你向我表示同情，我却会感到愤怒和无助，因为同情不能解决我最现实的问题，对我来说何用之有呢？
面对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治疗师的界限感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呢？
在最后几次治疗中，我会和来访者一起谈谈“过程和进展”，总结我们在治疗中取得的改变——能够走到今天，哪些过程对她是有帮助的？哪些过程是没有帮助的？她在治疗中对自己了解了多少——自己的优点、面临的挑战、内心的想法和对事情的解读？她离开之后又有哪些应对策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帮助她延续治疗中取得的成果？
我有时候会幻想，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机会听听父母们（未必是自己的父母）如何剖析自己，完全暴露自己的脆弱，听他们说说故事的另一面，因为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会不禁对自己父母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哪怕每个父母面对的情况都不同。
当我们感到脆弱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生鸡蛋——如果摔到地上，蛋壳就破了，蛋黄和蛋白四处飞溅。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变得富有弹性，那我们就会像是煮到全熟的鸡蛋——即使掉在地上受到震荡，也不会完全破裂，不会把周围搞得一塌糊涂。
生活的本质是变化，而人类的本性是抗拒变化。
受伤是亲密关系中的附属条款。
充满爱意的亲密关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有被修复的空间。
即使到了70岁，你的心还是会像17岁时一样脆弱，容易受伤，充满渴望和激情——这些因素都依然在对你产生巨大的影响。坠入爱河的人不会老。不管你的身心多疲惫，不管你曾经为爱受过多少苦，当新的爱情降临，你还是会感到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就像初恋一样。黄昏恋的好处就在于人到晚年往往更宽容、更慷慨、更敏感也更迫切。
我见过许多亲密关系的崩塌，仅仅就是因为其中的一方害怕被抛弃，反而竭尽全力将对方推开。
欧文亚隆说过：一个来访者有所进步却忘了在治疗中聊过些什么，要比他们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却仍旧保持不变要可喜可贺得多，只可惜大多数来访者经常都会选择后者。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怎么做才能感到安全呢？要如何与别人沟通呢？
最好的道别总是会让人觉得有些话还没说完。
治疗师的治疗都是一对一的，只有深度而没有广度，停留在字面的病历上而缺乏生活的画面感。
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拿来反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混蛋吗？不过还有另一事让我更感兴趣：为什么他会问这些？为什么他现在会问这些？
在治疗中，改变往往时“循序渐进地酝酿，又出乎意料地发生”。
我们在一生中跟自己交谈的次数比跟其他任何人交谈的次数都要多，但我们对自己说的话也不都是友善、真实和有帮助的，有时甚至都不能尊重自己。如果是对待我们爱的人、在乎的人，比如我们的朋友和小孩，我们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在治疗中，我们要学习聆听内心的这些声音，学习更好地和自己沟通。
人们常常觉得去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得到一个解释——好比说，解释为什么男友会离开，为什么我们会抑郁——但他们接受心理治疗的真正意义是为了去体验，体验两个人每周用一个小时建立起来的一些特别的东西。这种体验能让人借此找到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意义作在。
你得先放手去做，然后才能有所领悟。
心理治疗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围绕着结尾来构建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处的时间是有限的。最好的结果是来访者自发地感觉到终点的来临。虽然一定还会有许多未竟之事，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
如果来访者向你道谢，那你应该提醒他们，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样对他们才最有帮助。
我们都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成长的。每个人都需要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对他说“我相信你。我能在你身上看到连你自己都没看到的可能性。我能预见到一些变化即将发生。”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