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读书心得体会
书籍信息：
书名：《厌女》
作者：上野千鹤子
摘引内容：
关于女性主义与强者
中国也成了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女性被卷入其中。竞争的社会，让胜者和败者都承受压力。女性主义并非是让女性成为强者的思想，而是一种“寻求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的思想”。
关于东方主义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制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
萨伊德还指出，把对方当作不可理解之物（异人/异物/异教徒），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亦称“他者化”），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的别名，“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
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藤川編，2005）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关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恐同来维系。
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恐同，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在拉丁语中，familia是统称妻子、奴隶和家禽的集合名词。由此也可见，古典时代的性爱中刻印着男性同性社会性集团的难以消除的厌女症。
关于古希腊的少年爱
在古希腊，性爱的最高等级是同性恋。准确地说，是对少年的爱，不是成年男人之间的性爱。自由民的成年男人能获取的性对象只限于少年或奴隶，双方关系是不对称的。女人，只是为自由民男人生子的工具，被视为与家畜、奴隶同等的财产。异性恋对于有责任的自由民男人是一种义务，少年爱才是他们高贵的权利。
在那里，成为男人之前的、正值稍纵即逝的花季之中的少年，被视为世上最美的存在。那样的少年，怀着爱与尊敬，主动牺牲，奉献自己的身体——还有比这更让男人自我满足的吗？
关于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
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多利亚时代式”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分而治之”(p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关于婚姻
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
“全民皆婚社会”，对女人又意味着什么呢？那是女人被强迫结婚的社会，是女人不能选择不结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结婚被叫作女人的“永久就职”。与此相对，在结婚只是女人的选择项之一的社会里，一般而言，女人的结婚率会降低，离婚率会上升。这意味着，女人有了“永久就职”以外的选择。
在《胜间和代的独立生活方式实践指南》(2008)一书中，作者出示了一个女人要维持“独立生活方式”的三项条件。条件之一，年收入六百万日元以上；之二，有值得夸耀的伴侣；之三，魅力随年龄而增。“值得夸耀的伴侣”的一个条件是“年收入一千万日元以上”。她举出的这三项条件中，第一项的门槛已经够高，而满足第二项的男人到底又有多少呢？这种条件的“寻婚”，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吧。据胜间本人说，她并不是喜欢有钱的男人，而是经验告诉她：“面对年收入六百万日元的女人，没有一千万，男人的面子就没法维持。”可见，她从现实中学到，男女关系的平衡，无论如何终究要让男人居上位，要“女人给男人面子”，才能够勉强得以维持。那么危险又脆弱的东西，据说就是男人的“自我确认”。
关于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观
自己的身体，是自己最初的也是最后的领土，是可以任意地支配、遗弃、处置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观
关于儿童性侵者
儿童性侵犯者，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地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
在古希腊的“少年爱”中，被视为最上等的是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性爱，与奴隶少年的性爱则次之。因为与奴隶少年的性爱伴随着强制，而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性爱则被视为有自由意志的因素。
关于日本的历史与天皇的权威
作为史实，能够确认的天皇是从崇神天皇开始。在崇神之前的从神武到开化的九代天皇，都有照搬复制崇神之后的谱系的嫌疑，因为在神武之后，崇神天皇再次作为初代天皇登场。我们可以推想，“记纪”这两部书的制作者们添进这九代天皇的谱系，是为了增加历史纵深感，他们的努力让人感动得掉泪。全靠他们，日本史的起源被虚构为可以上溯到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660年。
天皇的女儿，如果不与同族男子结婚，就一直保持非婚状态。皇女保持非婚，是为了成为神的妻子。这种制度的表面理由，是皇女过于尊贵，不能降等与普通人结婚，只能做神妻，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女体面地放逐到伊势去。这就是斋宫制度的成立。通过将同族女子与神结盟，天皇的外部性得到保障。
对于担任摄政、关白、将军等职位的实权派势力来说，“正统性来自外部”，他们将作为权威源泉的天皇放逐到“外部”，这样利用起来更方便。这就是历史上漫长的对天皇的文化利用的开始。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谋杀
“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小仓千加子一语道破。起因于家庭暴力的杀人事件，可能性最大的，是妻子、恋人提出分手时男人为求复合而杀人，所以甚至有“复合杀人”一词。要求复合而被拒绝，男人会勃然大怒，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这个女人，便杀掉她，因为杀人是占有的终极形式。
关于性的历史
随着知识体制的变化，近代以前的“色情”(eros)被近代之后的“性”所取代，所以，“性”不能上溯到近代以前。这是福柯的“性的历史”论的核心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性的近代”，但却不存在“近代的性”。我们由此明白，近代以来的关于性的日常“常识”，比如，夫妻之间的性爱在性爱范畴中被尊为最上位，异性间的性器性交才是正常，其他方式皆为异常等观念的历史，并非那么久远。
关于家庭成员角色的关系
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
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的命运不过是早晚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
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晓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须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
母亲的不如意，与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混为一体。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的人生强加给女儿，引来女儿的憎恶。女儿一边视母亲为反面教师——“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但同时也知道要想摆脱母亲的束缚就必须借助他人（男人）之力，对这种只能委身于他人的人生深感无力。而且，她还预感到，自己委身的那个男人，或许与不合理地支配母亲的父亲一模一样，为此而恐惧不安。
关于父母与孩子学历上的差距
在那个时代，“婴儿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涌入高中和大学。回顾历史，比起父母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提高了（换言之，这一代作为一个整体比父母一代“有出息”），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
关于女性主义者与厌女症的关系
所谓“犹太人”，就是对“犹太人”的范畴“迟来登场”的人们。同样，“女人”（以及“朝鲜人”）也是对那个范畴“迟来登场”的人。在“接受”那个范畴的时候，也必须同时接受那个范畴所承载的历史负荷
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
今天的读书笔记分享就到这里啦～书还没有读完，中途被《长安的荔枝》吸引了，接下来继续看完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