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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偶像》读书笔记

旌旗读后感发表于2023-07-09 07:55:24归属于读书笔记本文已影响手机版

《理想与偶像》读书笔记


《理想与偶像》可看作贡氏对价值、历史、艺术和整个人文学科相关主题的讲稿合集。大抵因为贡氏博闻多识,又擅类比、联想与举例的缘故,部分内容可能并不利于不熟悉西方文化传统的读者理解(说来恰好也对应了第一篇所提出的“普通知识”之概念),但总体而言,本书的核心观点仍较为清晰,与贡氏的学术思想一脉相承。故就此略作笔记,加之提炼概括,以方便理解和重读。

“普通知识的传统”

贡氏强调知识的整体性,而非人为划分专业化的疆域,将人文学科与文化传统中的“普通知识”相分离。

“寻求文化史”

批判黑格尔主义带来的决定论和循环论,并指出其如何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史书写。正如贡氏所言,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联系是一回事,但不能将所有事物的面貌都简化为某个关键性原因(本质)的表现。文化史的研究无比困难,而贡氏给出的解决之道,正是其理论中一以贯之的、源于波普尔的“情境逻辑”。他又提出“人文学科教育的目的首先是知识”(p72),呼吁打破学科边界的限制,重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可谓与“普通知识”遥相呼应。

“名利场逻辑”

既是对“情境逻辑”的进一步阐释,也导向对艺术价值之客观性的强调。

贡氏认为,时尚潮流总存在于社会中,并构建着特定的情境。但社会竞争会引发对既有规范的背离,先例随之开创,反之又改变着情境。在新的情境中,往往会出现两极分化的争端,这一争端最终会分出胜利方和失败方——如新古典主义虽然战胜了洛可可,却屈从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又败于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名下。试图追溯这些变化的史学家应该观察这些 statu nascendi [新生情况] 中出现的引起两极分化的争端——此时,波普尔的“情境逻辑”即可使其从社会学而不是心理学来看待这样一种情境。但情境本身往往也会使人们无法轻易逃脱,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争端间择其一而行。

随后,贡氏又指出:“技术进步和科学进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中理性选择的历史”。以艺术为例,技术的革新在艺术中造成了引起两极分化的争端,因为“它使画家或者雕刻家能对优越手段进行选择”,而一旦支持改革者掌握主动权,维持原有的艺术现状就十分困难了。但即使时尚改变,原有的艺术风格也会继续残存一段时间,最终,它或是消亡,或是重新成为时尚(即使是后者,其社会寓意也与先前大不相同,贡氏认为,我们不能轻易漠视这些社会寓意)。

然后是趣味的问题。贡氏认为,我们的趣味虽不可避免地受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影响,但审美与批评依然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需要偶尔从名利场与标准的框架中挪出几步,尝试接触不同的趣味,毕竟“过分的道德严肃性可能会扼杀艺术”(p102)。

最后,贡氏提倡——正如他在其他文章中所做的那样:尽管时尚的旋转木马还会在名利场转动,尽管艺术家无法避免卷入情境之中,但艺术应当在社会压力面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艺术价值应当具有客观性。

“德国战时广播”

本篇是贡氏亲身经历二战后的反思:“神话”是如何被制造的?广播和漫画又是如何传播“神话”,从而塑造政治话语、遮蔽现实?阅读此篇时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既惊叹于权力之手操纵下的媒介所具有的颠倒黑白的力量,也为当下之种种寻得一些答案。

“人文科学的研究”

主要是对学术工业的批判。贡氏犀利地提出衰退中的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困境,并列出四类会将其引向邪路的偶像:其一是 idola quantitatis [数据偶像] ,即“归纳主义”——机械地收集资料,“这种归纳主义使青年感到自己永远也不会‘都懂’,也正是这种归纳主义使他们最终不敢提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p128);其二是 idola novitatis [新奇偶像] ,即“无视原作者的意图,满不在乎地处理原典”;其三是 idola temporis [时代偶像] ,即对学术时尚(新工具/新方法)的盲目追逐;最后则是 lidola academica [学院偶像] ,即日趋专业化的学科所带来的危险影响:对想要越过学科边界的“外行”的阻挠和对学术权威的服从。贡氏希望年轻学者可以警惕以上四种偶像,抛弃对它们的崇拜,而代之以对学问的真正崇拜。

“艺术与自我超越”

艺术的价值及相关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体现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价值的艺术?研究过去时代或其他民族的艺术是否仍有必要?贡氏批判了某种固步自封的“地方主义”:

“具有利己的地方主义的人是如此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以致他们只能倾听触及了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地方主义很有可能造成我们人类知识的贫乏,对此,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抵制”(p137)

又提到西方艺术传统中超越技艺的价值——即,一种“无限追求的感情”,而在这种感情中——即使当下艺术的功能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性的创造同等重要。

“艺术史与社会科学”

本篇涉及议题较多,但依然具有连贯性与整体性。艺术史家首先是历史学家,他对所关注问题的选择无不体现着个人身份、趣味与性情,正如贡氏所言:

“艺术品也会像镜子一样按照我们转动它的方式,或者根据我们采取的立场,去反映它那个时代的不同事实,更不用说它还有像镜子一样反射我们自己形象的讨厌牌性了”(p143)

“艺术史是生活这件无缝之衣的一根丝线,不可能把它与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和体制史这些丝线离析之后不留下若干松散的线头。而从何处着手离析,又如何组织叙述,这对于艺术史家就像对于任何其他史学家一样,既取决于他想知道什么,也取决于他认为可以作何发现”(p144)

因此,艺术无法简化为对时代的反应,而艺术史家的工作即以某种方式串联这些零乱的知识,并对其作出解释。继而贡氏对史学中的说明和解释进行了区分:

“解释 [interpretation] 不应与说明 [explanation] 混为一谈。它总是包含着许多或许正确或许错误的假设”(p144)

艺术史家永远不是在做客观的“说明”,而是以问题与假设出发,尝试对艺术作品作出“解释”。

随后,贡氏再次重申了关于艺术价值及趣味的若干问题,对庸俗的社会决定论和极端相对主义提出批判。虽然艺术具有多样的社会功能,使艺术史家可以借助社会学家的方法,但二者依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艺术史家无法避免对艺术的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这种价值的判断该以什么为基准呢?贡氏找到“准则” [canon] 这一传统观念,而其正是文化的“衡量标准”。由“准则”所形成的传统(文化惯例)为人类塑造出最初的“心智地图”,也成为艺术史家的出发点和指导理论。

既然如此,理解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艺术还存在可能吗?似乎这样一想,我们就又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中去了。幸好贡氏在此也为“理解”作出了阐释:

“……‘理解’ [understanding] 总是程度问题,不管是我们身上的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智力修养,都不能使我们免除误解,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就是对人类反应所作的恰当的感情上的解释,最终还是要由必定指导我们评价社会事件的同样的“情境逻辑”来决定。尽管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以理性原则为基础,以达到某个具体目标的最佳方式为基础,可理解人类反应的检验标准,却还是我们自己对类似情境的反应”(p171)

在他看来,与其说“理解”是一种“复刻”,不如说是不同程度的“误解”。这点于个人而言颇具启示,希望在日后尽量避免因陷入缺乏勇气提出问题而永远在“准备中”的困境吧。

另外,在艺术之外,贡氏还对道德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

“为什么要否认荷马史诗中有许多残酷成分?为什么要否认雷恩选来作为我们这座建筑基础的罗马竞技场所代表的制度要更糟糕呢?无论艺术在多大程度上永恒地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它所处的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之中,当它如我们所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的时候,它将会超越这些情境。这种超越肯定不是通过使我们忘怀产生了艺术的人类条件来实现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易为我们的想象性反应所体验的、已经不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内容来实现的”(p171)

想起去年备考时,第一次了解到卡拉瓦乔、徐渭等人艺术之外的疯狂事,随后陷入长久地迷茫。既然艺术史与文明所承认的价值密切相连,那么艺术作品的价值又是否可以脱离对艺术家的道德判断呢?不知贡氏会如何看待类似的问题。

“与昆廷·贝尔的通信”

贡布里希与昆廷·贝尔的书信集,在信中两人继续讨论着“准则”的问题。正如信中贡氏所写: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从零开始,凭空想象,我们毕竟没有发明出我们的文明和价值,也不应该假装发明了。假如我们要那样做,我们就会发现没法证实我们这种偏好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的好恶其实基本上都是主观性的。所以我相信——这仅仅是一种观察——我们的文明传给我们一种关于伟大诗人、伟大作曲家和伟大艺术家的准则,而我们实际上注定要把它传给后人。当然不是不带批评地传下去,但是总带着某种迁就”(p181)

换言之,“准则”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特定文化系统所预设的标准,这似乎也与前文贡氏所提之“普通知识”相呼应。

而在最后一篇书信中,贡氏提出本应更谨慎地使用“相对主义”一词,因为他并“不想否认事物的相对性和价值”,同时也提出应当以更宽容和信任的态度对待古代世界所认同的“准则”,避免以当代的目光审视往昔——“我们或许宁可用历史移情的方法去发表古希腊人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p192)。

“艺术研究中的理性与感情”

在艺术史研究中,理性与感性并非相互对立,而应互为补充、互为提醒。正如历史学家在对往昔进行解释时,既需要感性的移情与想象,又需要跳脱出来的理性分析一般,艺术史家亦如是。

贡氏对往昔与传统的重视,对价值客观性的判断,对人文学科现状的反思无不令人动容,而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虽在当下看来有些老生常谈,但倘若放回到上世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依然可见贡氏对社会和道德的无限关怀。但同时,贡氏对“价值”的态度又略带几分复杂和微妙,或许他真正警惕的是任何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只是包括法西斯在内的极端相对主义——或“激进主观主义”——恰好在他的时代流行罢了。因此,贡氏的体系也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特定观念。此外,贡氏对极端唯美主义亦提出批判,脱离社会一味追求狂欢的艺术存在模糊道德边界的危险。

读这一系列经由讲稿整理而成的文集,更强化了心中由贡氏独特的语言与叙述所铸就的形象——通才,真是任何相关的知识都能信手拈来啊。敬佩且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