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新著《米拉蒂》读后感
文|桑宜川
案头摆放着一本严歌苓新著《米拉蒂》，打开来细读一遍，感慨良多。作者笔下的故事场景是我熟悉的，因为我自小也在那个环境里长大成人。她所采用的叙事语言，以及人物对话唤起了我的回忆，是在那个年代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可听到的。那些在阡陌街巷里苟且活着的营营众生，可谓司空见惯，耳熟能详。活跃在字里行间里的几个主要人物，从主人翁米拉蒂本人，到她的父亲米潇、母亲孙霖露、小姑李真巧、谢连副、吴可、梁多、易韧、瑞奇、魏清、以及阿富汗人阿布杜等等，他们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仿佛至今还环绕着我们，依然鲜活。或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文学的魅力，不因时空的变化而消遁，能让你感受到那些书中的人物似乎都见过，历历在目，亦如邻家幺妹，隔壁老王，读之活灵活现，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欲罢不能。
这部长篇小说展现的场景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成都，开篇描写了时任某文学杂志社小编的米拉蒂，去军区某个大院看守所“捞人”的情景。被捞的人叫李真巧，是在她家里“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负责关押犯人的谢副连长看到美丽的米拉蒂前来说情，一拍脑袋就释放了“犯人”，是那个荒诞岁月才会发生的事儿，抓人和放人都在一念之间，没有法治意识可言，故事便由此演绎开来。在作者的笔下，李真巧是在小说里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在她的花季少女时代，身不由己被时代大潮裹挟，作为成都知青去了云南边疆的军垦农场落户，当了一名兵团战士。
当年那里的生活艰辛备至，苦不堪言，每天在原始森林里干着开荒，种橡胶树，割橡胶树皮取汁的活计。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像是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如今的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李真巧“头等第一的愿望是回城。”然而命运作弄人，与她住在一起的另外二个同龄人，女广播员和女赤脚医生，为了能拿到一张批准回城的证明，不惜以身献祭，每天与各种男人嗨咻，企盼有一天能帮着她们走出大山，这是那个年代并非虚构的自我救赎故事。李真巧本人“在被搞坏掉之前”被轮奸过，从此走上了自暴自弃，玩世不恭的人生之路。这让我想起了作者曾写过的一个相似题材的短篇小说《天浴》，描写被下放到川藏草原放牧的女学生文秀，为了回城不得不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但换回的却是被玩弄的人生宿命。这部小说后来由陈冲改编并拍成同名电影，荣获1998年金马奖六项大奖及多个国际奖项。
我留意到，在严歌苓的《米拉蒂》字里行间，她并不刻意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不作任何评判，而是以说书人的方式（Story Tell Manner）,试图通过人物的自身遭遇来传达一种信息，或许她觉得将个人见解直白地告诉读者，并非是一种睿智的叙事手法。在早期作品《天浴》中，她有过为弱女子呐喊的声音，但后来她可能意识到若写那个年代的社会病态，写芳华岁月需要创新，道出了“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可谓经验之谈。因而在这部《米拉蒂》中，看得出来她试图将悲剧故事用调侃戏谑，插科打诨的口吻来予以演绎，其中蕴含了历史见证人与亲历者的多少感喟，我以为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在严歌苓的过往作品中，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她笔下的人物大多以女性为主角，常有大爱之心，她们可能矜持内敛，可能粗俗肤浅，可能玩世不恭，可能出于无奈，但都如同大地之母，包容着这个世界的肮脏和丑陋，她们对人对事的价值取向反衬出人间故事的复杂。
严歌苓的《米拉蒂》在四川方言的运用上很有特色，洋溢着川妹子说话办事的率真与泼辣个性。读者从中可以读到不少川西平原上特有的市井表达方式，这里从书中摘录几个，比如：“瓜女娃子、狗日贱皮、酥了半边、咋个晓得、咋个喽你、打红叉叉、赶紧打整，日你先人、搬勾子、遭起了、扯皮条”等等，外省人如要完全理解这些词语在上下文中的精妙之处，可能需要下一番功夫。这些乡土语言为整个小说平添了许多韵味，值得点赞。这让我想起了前辈川籍名作家李劼人、艾芜、沙丁等人的小说，他们在写作中对四川方言的运用驾轻就熟，恰当好处，不少还曾被选入各种教科书读本，其中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对方言的运用最为经典，成功烘托出了一个蔡大嫂，如今读到《米拉蒂》，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本该在字里行间有不少描写景物或人事的形容词，用来烘托氛围，但在《米拉蒂》里却几乎找寻不到。整部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几乎全靠人物对话支撑与构成，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个话剧剧本，写得栩栩如生，很有画面感。二十岁的米拉蒂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从一个被动的表演艺术舞者，华丽转身为一个独立思考创作的年轻作家，我以为其中闪现着不少作者本人的影子，记述了她自己的人生轨迹。那是八十年代初，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似乎一夜之间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席慕蓉的情诗、邓丽君的情歌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性爱、自由、民主等不再是禁忌话题，一切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并且可能性似乎向无限延展，可谓黄金十年。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米拉蒂的个人经历，见证了中国两代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觉醒和幻灭。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严歌苓的自身边缘处境是双重的，在美国，她属于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在中国，她又是移民海外的洋人之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移民作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离开原乡故土后，如何能让艺术生命不至于凋谢，则是一道不小的难题。严歌苓在《米拉蒂》里，成功地用程度不同的“失望”、“逃离”、无出路”等意象体现出了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所面对的文化身份困境问题，可谓海外华人离散文学（Diaspera Literature）中的优秀作品。
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主要人物先后走出国门，或与米拉蒂在海外重逢，或天各一方，友情万里来相会，严歌苓以此透露了他们的人生宿命，从而完善了作者本人的创作初衷，表达了她的内心试图超越种族、性别及文化的认知，那就是在文学叙事中的自我完善。我留意到，作为新移民女作家的严歌苓，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女性体验为这部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学素材，她的文化身份转变和个体生命的诉求使其对历史、人性的反思具有开阔的视野，通过运用现代的文学创作表现手法，创作出了这部反映女性生活、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作品，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从而丰富了女性文学，严歌苓的文学叙事中对自我身份的异域书写，与其前面的华文作家，犹如韩素音，聂华苓，张爱玲，三毛们，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和女性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篇章。
读罢掩卷沉思良久，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年代川西平原上的市井风物，老成都的北校场城墙，军区大院，尿巷子里面的烟火气，文工团舞者，赤脚医生，兵团知青，那些藏蓝色的军裙，白色的确良衬衣，以及扔得满地都是的烟屁股，作为文化与历史符号，共同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浮世绘图景，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描写那个年代社会风貌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