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读后感
自新莽解体，天下大乱，起初反莽之士皆以匡扶汉室为起兵之号也，于是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改元更始；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改元建世。是知人心思汉，虽五尺之童也知汉室将复兴。图谶符命多有附会汉室再受命之义。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国家兴复之运必有所依托，按历代传承之说，商为契之后，周为后稷之后，秦为伯益之后。而大汉创业之君不过是秦一亭长，无可夸耀之家世，非神圣家族何以服众？于是名士大儒称“汉承尧运”，以陶唐氏帝尧为刘姓之祖，而班彪更以此为题，作《王命论》，称汉有再受命之运。更始瓦解，赤眉覆灭，于是光武中兴，汉室再造。光武帝颁布图谶于天下，大凡圣人门徒，经学子弟莫不读谶，学者宗之。乃至于汉明帝之时，班固因其父彪已逝，而汉史未成，于是乃承父志，编订汉书。
史迁之《高祖本纪》已述刘邦出身之异事，曰其母梦与神遇，而蛟龙于其上，感孕而生刘邦。以此而证刘邦乃真龙天子。又曰刘邦斩蛇起义，及偶然而呈瑞祥之兆。盖刘邦诸多异事在楚汉之际就有传闻，刘邦以匹夫而坐天下，若不设此则何以承天命而临万民乎！乃至于史迁之时，大汉享年已久，史迁将刘邦诸多异事列于史记，已宣扬炎汉奉天承运之机也。然经学方兴，汉承尧运之说未定也。乃至于元帝之后，经学始盛，图谶亦兴。于是学者论述历代天命，新莽及刘秀皆因图谶而成帝业，而学者所读之书，除五经之外又有七纬，图谶符命皆出于纬书。而后，“汉承尧运”之说兴焉。此班固所著《汉书》之宗旨也。
《汉书》百二十卷，由班彪父子两代人完成，上承太史公纪传体，下开班氏断代体，在实录、起居注之外另创一体，自此历代正史皆按此体系而著之。昔日三代之上，天子与民同治，故而学者称颂尧舜。乃至于西周，天子与诸侯及大夫共治天下，故而学者称颂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乃至于秦，定天下为一尊，坐天下为一姓，法在王下，于是天下为帝王之私产，弃君臣共治而为独夫专制。若春秋是为编年体，乃至于汉武帝，帝王专制已成定势，于是乎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纪传体，为帝王立本纪，而其余或为世家，或为列传。本纪居上若北辰居中而众星拱之。然史迁所著是为通史，非炎汉一家之史。而班固所著是为断代史，只记载汉室一家，西汉帝系直到平帝，以王莽为僭越，以新朝为伪朝。降项羽为列传，取消世家，而帝王之外人物皆为列传，自《汉书》至于《清史稿》大体皆为如此，由二十四史之体例而知帝王专制之延续。
尚书未曾说帝王天命，而只论德治。“允执厥中”未曾有后世图谶之神秘也，然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皆用此道而治天下，后世颂之。春秋未曾论帝王天命，而只论褒贬。“春王正月”未曾有后世符命之预兆也。然足以知大一统之势也，足以使乱臣贼子惧也，或名垂竹帛，或留万代骂名，虽为天子也不可更改一字。此为史官之风骨也。史迁之《史记》虽写刘邦之异事，然未特称天命。天命之大论源于符命图谶之说。圣人只言片语为经学者穿凿附会而成预言之铁律。于是经学之师称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室立大法。经学家又认为帝王必有承天运者，匹夫安可得天下。三代至于秦皆有其追溯之源，皆是贵胄之后。而汉高祖却无所溯源，因其姓刘，故而牵强附会追之于尧，于是“汉承尧运”之说兴焉。
汉书篇章汉武帝之前史实大抵抄录史记，而汉昭帝至于新莽大多采自班彪史记后记，表志之文班固创之。加之整体编订以及论赞大部皆出自班固之手，然汉武帝之前，汉书内容与史记颇有差异之处，史记高祖本纪其论是为历史循环论，以为三代之道若循环，夏之政为忠，商之政为敬，周之政为文。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而汉书高帝纪其论是汉承尧运。此乃经学家之语也，非史家本色。史记未立惠帝本纪，以为同为吕氏当政。而汉书立惠帝纪，独立于吕后之外，是后世特忌女主当政也。唯武帝纪是史记所无，因史记今上本纪被汉宣帝删除，故而有缺失，为后世禇少孙以封禅书补之。凡楚汉战争之际，大汉开创之初，功臣志士，文臣武将，以及割据之诸侯其内容与史记相当，然班固也有所独创，唯不当简处而简之，不当繁处而繁之，与太史公之笔相差甚远。所不同之处在于《贾谊传》《东方朔传》，贾谊传所载者文章多，东方朔传所载者逸闻之事多。汉书之重，记文重于叙事，故而帝王纪多录诏策之书，列传多载奏章、书信、辞赋之文。史记之重，叙事重于记文。故而叙事文采可加，所载战争、论辩、对答、宴饮甚或市井碎语非后世史书可比。而汉书记文之风为后世正史所用。
汉书与史记大有差异之处在于《游侠传》与《货值传》之序论。汉武初期，尚有战国纵横与侠客遗风，而同姓诸侯王尚可招揽门客，未被法禁。游侠说客犹可朝秦暮楚，故而梁孝王、吴王濞、淮南王安之门客遍天下。太史公上慕战国四公子之义，下取诸侯王门客之风。而至于当世之郭解义侠之名彰显海内，作游侠列传，又以为合圣人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之道。《史记游侠列传》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乃至于武帝中期，独尊儒术，定权势为一尊。而公孙弘任相，张汤执法，法令滋彰，天下多事，豪杰强宗被诛杀不可胜记，至于郭解之辈也取灭族之祸，而诸侯王渐受法禁，不可与昔日梁孝王之声势相比肩矣。故而班固《汉书游侠传论》曰：“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两者之论，天差地别。非两者之识有别，是两者时代有异也。班固所处时代乃汉明帝、章帝之时，自光武帝重修汉法，严峻过于西汉，而明帝方因楚王英之事诛杀其门客幕僚，所夷灭者千余家。班固著汉书安敢不慎之乎！
自春秋末期，商贾之利为士所追逐，范蠡、白圭，朝为卿相，暮为巨商，富可敌国。虽圣人门徒之子贡亦身家亿万，孔子对此未有微词。然自汉得天下，农耕之业为上，重农抑商，前有贾谊《治安策》之论，后有晁错《论贵粟疏》之议。汉武帝制定平准令，至此商贾之户沦为末流。不再有名垂史书的巨富大商。司马迁之时，商贾尚可以以其资财悠游于世，《史记货殖列传》论曰：“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而班固《汉书货殖传》论曰：“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又以为商贾好利，奸诈萌生，是大乱之道。从盐铁论至于东汉初，商贾地位每况愈下，自汉书有此论，后世正史不在为商户立传矣。
夫汉武建元六年之前，黄老学说为汉家思想之主旨，故而以道家为尊，司马迁其父有《六家要旨》之文，以为战国之际虽云百家争鸣，而其学说足以左右天下士心之思者不过六家而已，而六家之中不过道、儒、法、墨、名、阴阳而已。而六家以道家为首。司马迁继承父志，《史记》大体以道家为本。故而其史论往往见老子之言。其论史在于通变，又兼有战国纵横遗风，奇文多有，而辞义若大江奔腾于沧海也，其势不可止。而自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议“独尊儒术“以来，百家衰退，五经独尊。经学一统文化，加之图谶符命盛行天下，班固父子崇尚经学，班彪所著《王命论》开经学论史之先，班固曾为汉章帝著《白虎通义》，故而经学之修甚于其父，而其所著《汉书》开篇之《高帝纪》即论”汉承尧运“，又创立”五行志“，五行志源之于京房易学。因天地之灾变而论国运。故而《汉书》大体以儒家经学为本，尊帝王而贬豪门，退雄杰而进文吏。其论史在于维持一朝之长治久安。多为典雅之文，而罕见奇文瑰丽之辞。其辞义若行走于庙堂之间，肃穆庄严而若临深履薄。若铸鼎之铭文也。
读《史记》若楚辞之离骚天问悲鸣其间，而兼有九歌修饰之。读《汉书》若诗经之大雅周颂奏乐其间，而兼有国风点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