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战争与和平》读后感
《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的作品，两部作品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改良主义思想。托尔斯泰通过两部作品，向我们传递出俄国的贵族、大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核心原因。他的梦想是那些贵族、大地主和庄园主放弃对土地的所有，通过某种形式将土地交给贫困的农民。同时，两部作品均通过一定的形式，落实着他的梦想。
《复活》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与《战争与和平》相比，风格截然不同。作为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对于贵族阶层的描写和评判，两部作品差异明显。
《战争与和平》中虽然对俄国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生活有一定的描写，但不是主流。这部作品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以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俄国贵族和精英阶层的爱国情、亲情和爱情。
《复活》从男主人公贵族涅赫留多夫与某县首席贵族的妻子私情开始，紧接着描写了审理女主人公玛斯洛娃案件的法庭庭长和夫人生活放荡，庭长在开庭前想的是审理完案件后马上去与情人幽会。参与案件的副检察长在审理案件的前一天晚上喝酒、玩牌，嫖妓，一晚上几乎没睡，根本没有看卷宗，却在第二天参与案件审理，这个人功名心切，为了向上爬，凡经他公诉的案件，最后必判罪不可。声名狼藉的律师为了一万卢布，从一位老太太手中敲了十万卢布赔给一位生意人，连法官也很清楚那个生意人根本无权得到这笔财产。枢密官沃尔夫侵占姨妺财产，将其田产卖掉，把钱存入自己名下。一个犯罪的局长不但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却当上了西伯利亚的省长，彼得堡所有的高官和上流社会都知道这个人有罪。小说中的那些省长、监狱长、警察都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俄国上层和贵族给我们展现的是集体堕落，但不包括沙皇。
在苦役犯和流放人员被押送至西伯利亚的当天，天气炎热，至少有五人死于中暑，没有人为此负责，在押送的途中，条件恶劣，许多人死在途中。在出发的当天，有一个妇女刚好生产，当许多人请求将妇女送往医院，涅赫留多夫去找押送负责人时，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政治犯克雷里佐夫身患重病，同行人员请求将其留在途中医院时，不被允许。失去母亲的小女孩子的父亲请求不要给他戴手拷，因为他要抱小女孩，也未被允许。
官府对待政治犯就像用大网捕鱼一样，一网把鱼全部拖到岸上，然后挑出大鱼，对小鱼无人问津，任其死掉，晒干。那些高官把那些大鱼关在牢里，让他们染病、发疯或自杀。他们被关起来唯一的原因是缺少释放的理由。他们成为某个宪兵队长、警官、暗探、检察官、侦察官、省长和大臣邀功请赏的资本。这些人的专断和情绪可以决定政治犯被关进牢房、流放、苦役、死刑。当然，某位太太或交际圈的风流人员可以释放他们。
许多关在监狱中的人，被捕、被关和被流放的人，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不义之事或者犯了法，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吏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玛斯洛娃因陪审团少写一句话而被判服苦役；几十个在城市做工的农民因身份证过期被投进监狱，这让我想起了“孙志刚”事件；一个农民的牛跑进东家的草场中吃草，农民被管家交给警察；一名妇女因贩卖私酒被投入大牢；一伙人因在一起集体讨论《福音》而被教会投入大牢，因为他们以基督的名义挑战了东正教；一个儿子和一个母亲因去财主家寻找被拐走的妻子而被诬纵火，投入大牢……人民正在死亡。
那些坐在法院和政府各部门的人，领取着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高薪，让成百万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他们让许多本身没有问题的人在监狱中形成了酗酒、赌博等许多残暴习惯，甚至出现人吃人情况，使人性向动物性转变。这些都是错误的惩罚方式造成的。
俄国的新兴力量正在从这些堕落中开始萌芽、崛起，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投进监狱。微拉从学校毕业后开始接触民意党，到各工厂宣传。玛丽娅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回城后开始从事秘密印刷，在一次黑夜搜捕时，一位革命者放了一枪，她把开枪的罪责揽在自己头上，被判苦役。克雷里佐夫是南方一个省的阔地主之子，大学毕业后开始资助革命事业，后来加入民意党，是一个破坏小组的头头，想通过恐怖手段，迫使政府自动放弃政权并号召人民掌权，被捕后被判死刑，后改判苦役。兰采娃在念大学时，因丈夫参加革命，也成为革命者。男主人公贵族涅赫留多夫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无偿租给农民，另一部地低价租给农民。
托尔斯泰说，那些反基督分子像强盗和小偷一样，占据土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然后定下法律，说不许抢劫。
这时的托尔斯泰，已与他所在的阶层完全决裂，但他仍然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痛恨贵族和统治阶级，但他也反对那些暴力革命者，他不反对沙皇，他梦想通过基督教戒律，《复活》人性，消灭暴力，达到人类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