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四、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1.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火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这种格局，我们不妨成为团体格局。
西方人尤其在乎community的概念，我们常能在有关国外的新闻报道里看到诸如黑人团体、环境保护团体、工人团体的词眼，中国却很少。这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构成的差异有关。古时候，中国的思想意识与政治建设是紧密结合的，儒家道德便是治国纲领；而欧洲虽以基督教为思想意识，但是治理国家却是依靠法律。纵观欧洲历史，虽然宗教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此起彼伏，但却从来没有相互取缔，保持着政教分离的社会形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想源于地理上的不同。我国自古便是标准的农耕社会，而欧洲初期则以游牧为主。费老在这样的思考上得出了如下结论：
2.在团体格局里个人之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相互发生关联。“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地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
也因此：
3.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不能具体地拿出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来说这是团体。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
而神的两个本质特征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一、神是绝对公正的
正因为神是绝对公正的，所以耶稣才会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生育他的父母，称神才是他的父亲；基督教神话里会说耶稣为童贞女所生；《圣经》里也才会有诸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样在中国人看来荒诞冒犯的话。这些并非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力的象征，象征着神是绝对无私的。只有这样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人所私有，每个人的权力也不可侵犯。在这基础上便有了美国《独立宣言》里开篇的那句话：“全人类生来都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力。”
二、神是形而上的
所以必须有神的代理者。因此代理者（minister）也是“团体格局”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是代理者，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代理者，但不是上帝本身。上帝和牧师、国家、和政府是万万不能混淆的，否则神的权威便因此丧失，因此政教分离。我们常常在西方历史里看到人们一度要求与上帝直接沟通，反抗“代理者”不能真正代理上帝的意旨。而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法国大革命人们才会宣扬要自由、要平等；美国《独立宣言》才会接着这么说：“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力，所以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须有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假如任何种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政体之权。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这是西洋的社会，那么我们的社会呢？
4.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这样的格局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中国人的亲戚圈子便是典型。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的上亲戚的，都包容的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极端的像是苏秦归来，“妻不以为妻，嫂不以为叔。”因此中国人对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特别有感触，正是因为这种伸缩性。费老紧接着说到：
5.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做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力；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力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在这样一个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群己的界限变得相对，因而模糊。一切的道德需从私人出发，然后推向身边的亲人、朋友、上司，之后是人际关系外圈的人，最后再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以才会有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的说法。我们的道德体系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系着，因此很难产生像基督教中“天国”这样超越群体，总领全部的概念。
这里需要单独讨论以下孔夫子一直提到的“仁”的概念。“仁”是孔子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它超越了《论语》中所有的道德要素，是君子的终极目标。这样看来，“仁”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天国”的概念。但是上面不是刚刚说过，在“差序格局”中“超己”的概念无法存在吗？实际上，虽然在《论语》中“仁”经常出现。可是每当弟子问“仁”，孔子总是“欲说还止”。推脱不下的时候，却又总是回到私人道德那一套上去。例如：“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笼罩性的道德观念很难形成。即使提出来，做具体说明时也还得回到“孝悌忠信”这样一套私人道德中来。
相对于西洋社会，中国的农耕社会是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受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不同程度的组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中国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